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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安全周期律的历史与现实解读 ——对当前欧洲安全问题的再思考
编辑:许海云 | 文章来源:http://www.rmlt.com.cn | 更新时间:2019-11-18 15:37:00

 

  来源: 《学术前沿》2019年4月上  
  

        【摘要】欧洲百年来一直徘徊于定乱与战和之间,和平与战争、稳定与动荡几乎交替于欧洲历史全程,形成欧洲特有的安全周期律。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制度、普世价值观以及安全理论等虽能助益欧洲安全,但却无法打破这一安全周期律。从当前欧洲安全形势所见,唯有转换思维、确立新安全理念,以合作代替对抗,确立大一统安全目标,才能打破欧洲安全周期律。

  【关键词】历史周期律 欧洲地缘政治 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 欧洲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6

  欧洲安全周期律的提出

  众所周知,“历史周期律”一般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后出现的一种周期性现象,即由极端的权利不公导致社会崩溃,经过混乱再达到新的社会公平,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推而广之,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实际上也都有类似的“历史周期律”,作为多个民族国家集合的欧洲,同样也经历了其独有的“历史周期律”。

  要想准确理解欧洲安全周期律,首先需要明确何谓欧洲安全。欧洲安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既是消除任何可能危及欧洲和平的公开或潜在威胁的行动,也是欧洲应对威胁的某种安全机制、架构以及规则。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看,欧洲安全就是欧洲各国保持政治、经济、军事、学问、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普遍安全,具体落实为各国确保其疆土、资源、制度、国民生命与财产等安全。从欧洲的立场看,欧洲安全就是各种安全力量达成某种战略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欧洲和平发展态势。有别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安全要求与实践,欧洲安全格局需要必要的力量支撑和各种安全力量相互合作。欧洲的整体安全需要,当然离不开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安全诉求,反之亦然,两者并无实质性差别,它们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共同主导欧洲形势及其变化。

  鉴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周期律”,由于发展轨迹不同,均无法准确反映欧洲安全的整体走势,因此,欧洲安全周期律实际上就是针对欧洲安全格局及其变化这一特定对象的。据此而言,欧洲安全周期律就是指欧洲安全形势从有序进入相对无序、再从无序转向有序的这一周期性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欧洲百年来一直处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定与混乱”的历史循环中难以自拔。与欧洲民族国家相比,由于欧洲安全形势变化大、涉及的内容多,既具有纵向的长时段跨度,还具有横向的多方关联性,所以欧洲安全周期律的表现特别明显。

  贯穿欧洲现代历史,抛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以及学问等变化,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最为跌宕起伏,可谓惊心动魄。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劫难后,英、法等列强确立了以凡尔赛体系为核心的欧洲安全秩序;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到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美苏在欧洲展开全面冷战对抗;最终到冷战结束后欧洲军事对抗结束,其旋即又不得不面对来自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双重安全挑战。由此可见,百年来欧洲安全形势从动荡走向有序,从安全治理再度进入战争,从战乱再到重建秩序,终而复始、去而复来。

  当前,欧洲安全形势再度趋于紧张,欧洲各国为传统安全威胁所困扰,例如北约及其成员国与俄罗斯深陷地缘政治博弈而无法自拔,双方对抗还正在趋于持久化、泛化以及常规化。欧洲各国声称:“当前北约必须同时面对新旧两种威胁……。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侵略已表明,欧洲仍不‘完整、自由、和平’……莫斯科提醒了北约欧洲盟国,就像过去一样,军事力量仍是展示影响和威势的硬通货。”[1]很明显,如果欧洲国家无法尽快走出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泥潭,欧洲就不可能真正恢复和平与稳定。

  与之相对应,欧洲各国还遇到多重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右翼主义、金融与财政危机等。挪威国防研究机构高级研究员托马斯·黑格哈默(Thomas Hegghammer)曾就此分析到:“欧洲穆斯林青年在经济上无从所适、吸取极端分子的‘吉哈德组织’数量不断增加、世界形势不稳定、互联网的宣传与联通,上述四者持续发展,导致欧洲在未来5~15年间会遇到更高程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但这一切均取决于欧洲各国政府作出何种回应。”[2]但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堪称应对乏策,在许多方面举止失当。因此,全面总结欧洲安全周期律,从中探索欧洲各个国家或组织应对安全危机与挑战的良策,推动欧洲安全形势向良性、有序以及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西方民主与自由制度并非破解欧洲安全周期律的良方

  自近代以来,欧洲凭借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开创了世界工业文明之先河,为世界近代文明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近代西方文明之滥觞,欧洲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法律制度,不仅确立了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使欧洲长期引领世界发展。曾几何时,欧洲制度模式为其他国家所效法,成为判断各国是否趋向现代化或者文明开化的重要标准。欧洲列强在历史上曾多次运用其制度模式成功解决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欧洲各国过分迷信民主与自由制度,认定借制度之力,就可化解欧洲所有矛盾与冲突。

  事实上,自由与民主制度的作用虽大,但并非解决欧洲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对欧洲安全问题,这种违和感比比皆是。

  第一,从1919年1月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订立凡尔赛体系开始,列强就试图建立一种以自由和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欧洲安全秩序,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民族国家的分歧与冲突,这种尝试横跨整个冷战时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认定自己得争分夺秒。和前人在维也纳会议上做的事情一样,他们也要在欧洲版图上划出新的国界……和平缔造者们不得不扮演警察,而且不得不去应对饥荒。如果可以,他们还必须创立一种国际秩序,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3]从一战后的国际联盟、非战公约、洛迦诺公约等,到二战后的西欧联盟、北大西洋组织、欧安组织等,再到冷战结束后在欧盟框架下的安全联合等,虽然欧洲各国在上述制度设计上立意宏大,但实际收效却难如人意。“集体安全是一个诱人的教条,但在1930年代与并行不悖的共济会梦想一起失败了,这一梦想与值得赞美且理想化的、以废弃战争为目标的‘凯洛格-白里安协定’有关。”[4]很明显,民主与自由的制度只能为欧洲各国提供更多的政治、安全以及思想话语,却无法提供真正行之有效的安全机制,也无法建立永久性的欧洲安全秩序,真正实现欧洲和平,这是欧洲在经历了二战的苦难后又经受长达半个世纪冷战磨砺的重要原因之一。标榜自由与民主的安全机制根本不足以去除欧洲各国在各自核心利益上的差异,亦不足以实现欧洲各国全方位的安全联合。欧洲各国百年来着力建构的安全机制徒具民主和自由的外表,并未真正突破旧安全理念的束缚与局限。

  第二,一战后,欧洲民主与自由制度的精神内涵发生异化,制度模式已丧失应有的功能,或至少功能大减。和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相比,现代欧洲安全环境更复杂。20世纪30年代,德、意法西斯主义崛起,最大程度暴露了欧洲民主与自由制度的内在危机与冲突,二战的爆发更是将这种危机推向顶点。接踵而至的欧洲冷战对峙,同样显示了欧洲民主与自由制度的虚伪与低效。但是欧洲各国一致认定,只要建立某种制度化民主联盟,就可以消除民主国家分歧。“很明确,欧美各国就是要创建一个能够声称使自身有别于那些常规联盟的组织。”[5]甚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看来,民主与自由制度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欧洲安全博弈的重要砝码,对内可以有效整合各国安全力量,形成一种压制性的综合实力;对外可以对竞争对手构成巨大压力,使其在政治或道义上处于下风。事实上,欧洲各国虽以其自诩的民主和自由为傲,但他们所建立的各种安全组织或机制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精神,这是导致欧洲各类安全机制长期无法发挥积极功效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欧洲民主与自由制度虽能解决部分安全问题,但却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由于欧洲民主与自由制度的内生型、单边化特点,它更着眼于在民族国家生活的层面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欧洲层面发挥作用。但是欧洲各国百年来一直试图无限放大这种所谓的制度优势,将其从各个民族国家扩大到整个欧洲,并将民族国家生活中的理论、经验以及方法直接移植到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毫无裨益,在实践上亦很难行得通。上述制度虽可在很大程度上弥合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党派、利益集团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分歧,却无法在欧洲安全层面平息各个民族国家的纷争。以二战后欧洲各国竭力推崇并积极参与的北约而言,实际上也无法实现消除欧洲各国纠纷、真正建立欧洲和平秩序这一目标。“北约一直充当着保护伞,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关系在其中发挥了重大变化,这些国家在300多年来一直是冲突的焦点。从1949年起,欧洲一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协同行动。”[6]不仅北约如此,就连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参与其中的欧盟亦无法完成这一目标。

  普世价值观无法解决欧洲安全周期律的难题

  与欧洲各国引以为傲的民主与自由制度相比,欧洲在历史上所创立的普世价值观也一直是各国引以为荣的重要资本。在欧洲人眼中,普世价值观不仅包含了公平、正义以及自由等理念,还包括了人权、法治和公民社会等主张,它既是一种宝贵的有形资产,也是一笔无形的思想与精神财富。就表现形式而言,普世价值观几乎无处不在,既渗透于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以及思想学问等领域,又体现在欧洲各国各项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针、政策和规则中。就现实功用而言,普世价值观几乎无所不能,超越了国家、民族以及学问的边界,既可帮助欧洲各国消除彼此分歧和达成更多共识,又可帮助欧洲各国有效抵御各种外来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挑衅,最终帮助欧洲各国战胜所有对手、克服所有困难。事实上,普世价值观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起落无法产生直接影响,更无法主导欧洲安全秩序建构走势。欧洲各国过分专注于普世价值观,将其当作解决欧洲难题最重要的法则,这是欧洲无法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欧洲各国百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普世价值观,将其运用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在欧洲各国看来,民主国家不会将战争当作解决利益纠纷与政策冲突的唯一手段,只会以和平、对话以及合作等理性方法解决彼此的纠纷和冲突。美国学者麦克·多伊尔(Michael Doyle)就曾声称:“虽然自由国家曾多次卷入与非自由国家的战争,但宪法体制稳定的自由国家尚未彼此交战。”[7]为此,欧洲各国将普世价值观灌输于各种安全方针、政策以及规则,然后将其付诸实践,运用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各个层面。不仅如此,欧洲各国还试图将这些寓化普世价值观的安全理念、标准以及规程等运用于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国家,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述做法实际上等于抹杀了欧洲各国在历史传统与现实利益上的差别,忽视了世界不同国家或民族在历史、现实、传统以及学问等方面的固有差别,此举注定不可能给欧洲带来真正的和平。

  第二,普世价值观虽然一直鼓吹公平和正义,但却始终未能将公平和正义带给欧洲。从订立凡尔赛体系开始,列强虽然实现了欧洲和平,但这一和平秩序却以强权政治逻辑为先导,不仅充斥着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剥削和压制,而且还排斥苏俄这一地缘政治大国参与欧洲事务,因此很难真正体现普世价值观的基本理念,难有公平和正义可言。而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尽管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继承了强权政治逻辑,这就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种矛盾状况。就像美国前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所做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边许多国家在雅尔塔阴影下受苦近半个世纪。这个地名从此成为牺牲小国自由、成就大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犹如凡尔赛代表短视、惩罚性、羞辱的和平,为未来的战争播下种子”。[8]雅尔塔体系虽然宣称要在欧洲创建和平,但实际上却将欧洲撕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而且东、西欧两部分长期冲突,这使欧洲很难真正实现和平与稳定。虽然雅尔塔体系鼓吹要为欧洲带来公平和正义,但却使冷战政治逻辑、政策偏好以及思维方式成为维系欧洲安全现状的主导方针。一直到冷战结束,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仍保留这种逻辑、偏好以及积习。“出于冷战对抗而走到一起的美欧,冷战结束后自然而然回到大国制衡、对抗、冲突的传统轨道上。”[9]

  第三,作为欧洲安全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普世价值观与欧洲自由和民主制度一样,存在某些固有缺陷,不利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其一,普世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危机感,即欧洲各国或因欧洲安全形势起伏不定无法把控,或因竞争对手强大而不受教化,或因自身在安全制度与规则中力所不逮,而持续产生不自信与不安全感;其二,普世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即欧洲各国一直想将其普世价值变成一种全世界通行的价值标准,因此在客观上不断打压、排斥和贬低其他异质性价值理念,这就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异质性价值观形成竞争之势;其三,普世价值观充斥着某种挥之不去的优越意识,即欧洲各国总是将其置于高高至上的地位,这势必会使欧洲安全秩序建构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欧洲各国只会按照自身利益需要、政策偏好以及行为方式推进欧洲安全秩序建构,绝少考虑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利益需要与政策关切。普世价值观的上述种种缺陷,导致它不可能帮助欧洲各国真正解决欧洲所有的安全难题。

  西方现行的安全理论无法缓释欧洲安全周期律的压力

  在百年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美欧各国曾提出难以计数的安全理念与理论,这些安全理论不仅涉及范围较广,而且涵盖内容也非常丰富,几乎包括欧美国家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例如古典及新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旧自由主义、新旧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这些安全理论从不同角度、方向以及层面出发,针对形形色色的欧洲安全问题提出许多解决方案,进而为欧洲各国制定安全政策与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上述政策与战略又在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发挥作用。

  第一,美欧各国提出的各种安全理论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均围绕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安全问题而提出。虽然上述安全理论拥有充分的思想与现实基础,而且对各种国际安全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作出了一般性总结,但是鉴于国际安全格局、安全行为体、行为规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上述理论不可能涵盖所有安全对象、现象以及领域,它们只能针对某一时期、领域以及地区的安全问题作出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判断与预测,形成的各项政策与举措则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与时效性。“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认定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罪魁祸首,然而,抛开这一糟糕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不仅在危机中得以幸存,实际上还在‘蓬勃发展’。”[10]进而言之,对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这一宏大目标,任何一种安全理念或者理论都存在缺陷,在客观上很难完全跨越时间、国家以及领域等界限。正是安全理论存在的上述欠缺,使欧洲安全秩序的建构不可能依据某种现成的理论。

  欧洲在历史上尝试创建多种安全机制,不论是其尝试创设的安全机制还是安全组织,均在政府间合作与超国家联合之间摇摆不定,欧洲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更倾向于前者,即使在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颇具代表性的北约与欧盟亦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欧洲各国在其安全认知上尚未成熟到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源于欧洲各国对安全问题的处置立场、方法存在较大差别。很明显,无论采用哪一种理论、机制或者组织,均无法完成建构永久性欧洲安全秩序的目标,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理论缺失,导致欧洲必须持续承受安全周期律带来的压力。

  第二,百年来,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汗牛充栋,国际关系学派为数众多,但是它们并非全然针对欧洲安全问题而发。纵观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缘起和发展全过程,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安全理念或理论均由美国学界或者政界最先提出,毕竟美国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领导者,作为全球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对国际安全话语与语境、国际关系规则拥有绝对主动权。虽然美欧双方针对许多国际安全问题拥有比较多的共同话语,甚至双方还有许多共同安全利益,但这并不等于双方毫无差别,毕竟美国的外交关注、对策以及实践以追求全球安全利益为目标,也许欧洲确实是其安全关注的重点,是其安全利益与诉求最集中的地区,但欧洲绝对不是其唯一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安全理念与理论也许会有和欧洲安全诉求相互吻合之处,也许还会有与欧洲安全诉求不一致之处。如果出现前一种情况,针对欧洲安全问题的政策引导与应对措施就会变得相对有效;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相应的政策引导与应对措施就会无效或者低效。事实上,在百年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进程中,上述两种情况经常相伴或者交替出现,这也是欧洲安全形势经常变得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欧洲安全周期律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西方现行的安全理论虽然为数甚多,但对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这一目标而言,其核心理念却存在某种天然欠缺,注定无法确保欧洲各国按照自身意愿实现其真正的安全秩序建构任务。尽管欧洲各国百年来在上述安全理论的引导下尝试了很多方法与手段,包括建立双边、多边安全联合机制,甚至不惜与美国结盟,借助外力建构欧洲安全秩序。但这些手段、路径以及方法均游离于极端与保守、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之间,始终未能就欧洲各国的安全利益与政策诉求达成妥协,亦始终未能在欧洲内部各种安全力量之间达成战略平衡,最终未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持久、稳定以及良性的欧洲安全秩序。

  当前欧洲形势与破解欧洲安全周期律的出路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形势并未因为东西方冷战对峙终结而进入全面缓和,相反,过去为冷战所掩盖的许多矛盾与冲突沉渣泛起,各种政治极右主义、边界冲突、种族纷争、宗教矛盾、社会动荡等纷沓而至。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欧洲所面临的安全局面进一步复杂化,非传统安全危险甚嚣尘上,包括恐怖主义、政治右翼化、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非法移民、难民危机、网络攻击、气候异常变化等,其中尤为急迫的是,欧洲许多城市发生暴恐袭击,欧洲正处于恐怖主义大潮的威胁下。以当前严重困扰欧洲各国正常生活的难民问题为例,由于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来自上述国家的难民大量涌入欧洲。2016年12月,欧盟边防局行政主管法布里斯·雷杰里(Fabrice Leggeri)提到,“有18万人通过土耳其和东地中海来到欧洲,有17万人从利比亚和埃及经过中地中海通道来到欧洲,和2015年100万人进入欧洲的难民相比,这个数字大大减少”。[11]难民问题打乱了欧盟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学问的正常生活,给欧洲带来巨大冲击。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亦出现不同程度的极端化政治浪潮,许多极端保守、极左或者极右势力兴起,例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国家民主党”与“选择党”、英国“不列颠民族党”与“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动”、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它们拥有很大的民意基础,在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非常活跃;它们反对传统政治正确,反对传统体制、理念与管理,反对欧盟的移民、货币、贸易与关税政策;它们反对全球化,主张本国利益优先;它们反对移民和难民政策,强调本国民族优越等。以英国脱欧事件为例,脱欧事件不仅会对英国自身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欧盟的政治与经济发展。“英国可能会从欧盟撤出,在获取了40多年成员国资格后,这种可能性对许多人来说看似不现实,但它(实际上)已变得非常现实。”[12]很明显,英国退欧之举有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不排除会有其他欧盟成员国效法英国,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会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

  从2008年开始,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欧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欧洲各国银行普遍亏损,基金损失惨重,股票大幅下挫。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紧随其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出现巨额赤字,国家财政形势极度紧张,各国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失业率普遍攀升,除德国等少数几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出现经济衰退。到目前为止,欧洲经济形势恶化之势虽然有所缓解,但对欧洲政治与社会形势的消极影响可谓毋庸置疑。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直接起因是马克龙政府(Emmanuel Macron)提高油价、增加燃油税,但间接起因却是法国政府为扭转经济发展颓势而采取的节源开流、财政紧缩政策,引发了下层民众的严重不满。

  不仅如此,传统安全危险实际上也从未远离欧洲。在世纪之交,北约开启大规模东扩进程,使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双方由克里米亚事件而引发的对峙至今仍未疏解,欧洲大有重回冷战之势,欧洲安全格局似乎面临新一轮回潮。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曾就北约东扩表示:“任何军事集团的存在,都会被当作防卫这样或那样一群国家的工具,但是一个军事集团实施扩张,集团以外的国家就不得不感到紧张,并会扪心自问,这一扩张是否针对它们,当你审视两大集团合作的历史时会发现,情况更是如此。”[13]而北约秘书长延斯·斯图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则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使其敬重协定,特别是乌克兰东部的形势仍然非常紧张时……我相信制裁是一个传送清晰信息的重要工具,大家不会接受任何一种形式的侵略行为——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而且俄罗斯要为导致乌克兰东部不安定局面负责。”[14]

  由上可见,避免欧洲安全形势重陷混乱已是当务之急,欧洲各国亟待确立新的安全思路,既能在欧洲层面有效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能寻求新的路径,破除由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博弈而引发的新一轮对峙,改变传统安全威胁继续困扰欧洲安全形势的痼疾。很显然,欧洲各国要想打破欧洲安全周期律,必须调整和改变旧的安全理念与引导方针,尤其要改变处置欧洲安全问题的种种政治手法,在欧洲安全秩序建构方面做足文章,对已有的欧洲安全架构实施全面创新。

  首先,摆脱欧洲安全周期律的重要前提,就是欧洲各国必须跳出强权政治逻辑,改变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旧的思路和规则,逐渐形成新的安全理念与理论。欧洲要想摆脱传统欧洲地缘政治架构与安全利益规则,必须确立普遍合作的新理念,以合作与协商代替对抗与竞争。不仅欧洲各国需要合作,而且各个组织也需要合作,另外,欧洲各国还须与其他利益关联方合作,甚至要与竞争对手合作。在国家层面,鉴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分区域、民族以及领域,欧洲各国必须改变在应对威胁中画地为牢、各自为战的孤立状态,以更加积极和进取的态度共同应对威胁。例如,为了有效遏制难民危机进一步发酵,欧洲各国必须通力合作,欧盟、北约还须与联合国、北非暨中东各国通力合作,既要从源头上抑制难民流出,又要在出口上减缓难民流动。斯图尔滕贝格曾就北约与欧盟合作事宜强调:“所有盟国提出40多项建议,以便深化北约与欧盟在7个关键领域的合作,这些合作协议包括在陆地、海洋以及网络空间展开更多协作,包括反击网络威胁。”[15]

  在欧洲层面,要想摆脱目前欧洲对抗状态,不论是欧洲各国还是北约、欧盟等组织,均需与俄罗斯展开对话,以合作代替对抗,谋求双方在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取得共赢。历史已经证明,欧洲各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虽然北约与俄罗斯综合实力相差悬殊,但北约并无完胜俄罗斯的绝对把握,双方斗争将直接引发欧洲不安定,甚至可能导致欧洲安全格局全面倾覆。“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板块,从西到东5000英里横跨11个时区,从北冰洋北部到黑海、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南部长达1500英里,其他国家都没有俄罗斯的空间深度。”[16]因此,北约必须放弃冷战思维与单边主义,放弃只能由北约或者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平台的设想。“北约是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主要的、独一无二的战略磋商平台。总之,那些非成员国只想成为北约成员国,别无他求,(因为)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基石。”[17]反之,俄罗斯也须顺应历史大势,更多考虑合作而非对抗。“俄罗斯反对更紧迫的欧盟的攻势,代之以次要的北约。只因为不再考虑与北约开展‘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俄罗斯人对欧盟内部更深层的统合亦不会那么宽容。”[18]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传统欧洲地缘政治结构,开创一种全新的欧洲和平与合作局面。

  其次,摆脱欧洲安全周期律的另一前提,就是欧洲各国必须确立大一统的欧洲安全秩序建构目标,着眼于从更加宏大、长远、综合的角度建设欧洲。虽然欧洲在历史上曾多次尝试建构大一统的欧洲,但基本上均以失败而告终。作为欧洲一体化最高成就的欧盟,当前又面临英国退欧的危险,建设大一统欧洲可谓难上加难。尽管困难重重,历经多次失败,但这并不等于建构大一统欧洲的方向是错误的。百年来欧洲安全格局的变迁证明,正是由于欧洲各国囿于民族主义的藩篱,在政治、经济、军事、学问等方面处处考虑民族国家“小我”,而不是考虑欧洲“大我”,最终导致各个民主国家之间纷争不已、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欧洲命运共同体”,并且不断加以完善,应当是欧洲各国走出当前困局、打破安全周期律的唯一出路。所幸的是,目前欧洲各国和组织对此已有所认识。例如,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在2010年曾推出“欧洲2020年战略”,提出发展创新经济、数字经济、能效经济等新纲要,以此走出欧洲经济滞涨的怪圈,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新常态。为减缓债务危机带来的伤害,2011年11月,欧盟宣布向希腊提供援助,向其提供1090亿欧元官方援助、500亿欧元私营援助。[19]因为欧盟非常清楚,如果听任希腊等国财政状况恶化,不仅欧盟其他国家会饱受拖累,而且欧盟自身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

  事实上,在欧洲安全经历了百年风云变幻后,各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欧洲建立不同安全区块或者划分不同安全区域的做法治标不治本,只能导致不同区块或区域在利益、规则以及方向等方面继续相互竞争,只能使欧洲重蹈百年来的历史覆辙。而只追求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法律单元和政治单元的欧洲安全建构更不可取,只会导致欧洲安全秩序建构进一步碎片化,进而加剧欧洲内部更激烈的纷争。对欧洲各国而言,建立大一统的欧洲安全秩序是一项历史任务,任重而道远,既需要欧洲各国长期诉诸努力,又需要各个安全行为体砥砺磨合、精诚团结,还需要国际社会各方力量积极支撑。值得庆幸的是,与百年前的欧洲不同,当前欧洲各个国家或组织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尽管仍有大量阻碍因素存在,但是持续推动欧洲发展、稳定和繁荣,已经成为欧洲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与组织都在为这一目标付出努力。就此而言,打破欧洲安全周期律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冷战时期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多元化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BGJ049)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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