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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辅导: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一体化理论界有哪些重要辩论?(赵晨)
编辑:赵晨 | 文章来源: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原创 | 更新时间:2011-08-10 01:04:48
    90年代之后的其他一体化理论都或多或少受到自由政府间主义一定影响,产生诸多赞同和批评意见。一体化理论界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接受了莫劳夫奇克的理性主义假设,但并不认可他的政府间博弈能准确地描绘欧共体的决策进程,认为他的模型过于松散,没有制度的影子;第二个方面的意见来自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它们从方法论根源上反对理性选择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假设,认为国家的偏好和观念,至少部分上,是被欧盟的规范和规则塑造出来的。[1]下面大家先容一下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意见。

    欧洲一体化理论中制度主义出现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略早于自由政府间主义。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它们对制度的定义和如何影响政治都有不同的看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早诞生于美国国会研究,但很快就“旅行”到欧洲研究中,它认为每个行为体都是从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角度来衡量制订什么样的制度,或是否遵循制度。该理论认可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第三阶段的制度委托论断,但认为它低估了正式制度对欧盟政策结果的影响。比如,弗里兹·沙普夫(Fritz Scharpf)就谈及在共同农业政策(CAP)和其他一些欧共体政策不能有效运作,各方互不相让,不仅仅是各国政府的问题,同具体制度,比如一票否决制的决策机制也有关系。沙普夫还指出制度会造成“联合决策(joint decision traps)”陷阱,即成员国政府由于必须一致支撑新立法或是条约修正案,会被迫实施它不想实施的政策[2]。乔治·蔡伯利斯(George Tsebelis)也指出,当某一特定规则只有少数国家能从中受益时,这些国家会竭尽全力阻止对它进行变更,这样欧盟决策就保持了相当大的“政策稳定性”。[3]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状况下,制度随时间怎样塑造理性行为体的行为。历史制度主义非常强调“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sunk costs)两个概念,认为制度具有很大的惯性,它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不管是超国家机构,还是成员国政府,或者是各国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集团,要改变它会面对很高的“制度门槛”,而且要考虑到它们过去的投入,也就是“沉没成本”。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是新功能主义的新发展形式,但它同早期新功能主义有很大不同:首先,历史制度主义把政治行为体看作是短视的,不像新功能主义理论家认为的它们是有远见的;其次,新功能主义理论相信最初的制度选择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但行为体在行动前很清楚这些结果将会是什么,但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由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太复杂,参与者太多,产生的反馈和互动效果过于繁杂,所以即使再有远见的行为体也难以预测到最终结果[4];第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由于路径依赖,政治行为体仅能从边缘上对制度做一定的修正。这同新功能主义的理解也有异。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同意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性主义前提假设,它们也都认可莫劳夫奇克关于社会利益是一体化最根本的动力源的说法,但它们不认为国家政府是唯一的核心行为体,国家间博弈是唯一汇聚国家偏好的互动模式。它们承认政府间会议的重要性,但坚持在两次会议之间的政治运行和决策中,制度的作用更大,而且制度影响到举行政府间会议的环境,这样看上去,政府间谈判不大像启动了一体化,反而像是它的结果。[5]对此,莫劳夫奇克的回应是:欧洲一体化是“有意为之的胜利”(deliberate triumphs),而不是没有想到的“副产品”,像特定多数表决制,给以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一定的独立性,都是各国政府有意塑造的结果,为的是增强政府间承诺的可靠性。偏好不同的成员国政府进行谈判、创设制度的时候,目的是将相互之间的承诺用博弈规则固定,但各国不可能在每个议题上都获得自己理想的结果。而且,如果把五次重大的欧共体决策看作一个整体,会发现主要国家政府在核心问题(比如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关税自由化、关贸总协定谈判、货币一体化、外交和防务政策、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权力等等)上的立场,在40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6]所以,历史制度主义所说的“路径依赖”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事实上,主要国家政府主观上并不愿意改变既有偏好和路径。

    社会学制度主义则给了一个广义的制度定义,把非正式的规范、规则和习俗也都包括进来。它们认为这样的制度“规定”着行为体,塑造了它的认同和偏好。对于建构主义,欧美学术界至今难以准确定义,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说“也许最有效描绘建构主义的方法,就是在以社会为本体的基础上,坚持人类行为体不能独立于社会环境存在,不能脱离它集体共享的各体系的意义(更广义些说就是‘学问’),它同方法论上的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相对立……”[7]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总结道,建构主义者基本都同意:(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8]这样,从本体论和方法论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也可以归入建构主义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界建构主义兴起,很快也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理论界,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形成了包括政府间主义、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同建构主义对峙辩论的格局(历史制度主义也有不少与建构主义接近的地方)。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与理性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不同,它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主义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也不一样,即建构主义遵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