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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玉:中美贸易摩擦下中欧贸易转移与承接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存在长期性和反复性,欧盟作为最大发达经济体,转移与承接部分中美贸易份额,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外贸压力。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维度,文章在理论层面进行中欧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的可行性分析。研究发现,欧盟对于中国出口美国存在替代效应的产品主要包括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机械设备、服装、鞋、配电设备、特殊工业设备、风电设备等,至少涉及中国对美国出口规模的58%,中国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欧美处于较为下游地位且对华依赖较强,具备贸易替代的必要条件;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美国存在替代效应的产品主要包括飞行器、乘用车、电子元器件、测量仪器、特殊工业设备、药物、汽车零部件、电诊断仪、医用设备、肉类(含猪肉)等,至少涉及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的37.5%,欧盟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际分工地位更高,对美国产品替代性强且对华出口意愿更为积极。欧盟是中美贸易的重要替代市场,深化中欧经贸关系并对美形成触动有助于中国在贸易摩擦中争取主动。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欧贸易;贸易转移;贸易替代;全球价值链

 

引言 

自美国发起“301调查”以来,对华实施多项保护主义措施,迫使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前景的广泛担忧。美国川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除了稳定国内政治和减少贸易赤字等短期目标外,还有长期战略层面考量。虽然中美已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一定的积极共识,但不可否认,中美关系需要重新定位。中美贸易摩擦存在长期性和反复性,不排除贸易战持续紧张的可能。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承压,双方贸易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力量此消彼长,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新旧力量攻防态势加剧,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进行,对中国贸易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参与的部分生产环节可能被替代,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为中国在产业层面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端跃升创造机会。各国加速第四代工业革命主导权争夺,HUAWEI、中兴事件证明美国对华新兴产业发展的极力阻碍,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价值链、产业链重塑,被高端排斥和与低端竞争的“双重挤压”愈发剧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且提升地位过程中,如果全球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全球价值链(GVC)断裂,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可逆的破坏性影响,且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大于美国。

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全球经济与科技重要一极,是发达工业经济体聚集区。以双边贸易为纽带,中欧已形成复杂的产业分工合作网络,经贸往来巨大。截止2017年,中国与欧盟进出口总值高达6438亿美金,同比增长12.26%,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5.67%(高出中美1.4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欧虽为军事同盟,但贸易结构相似,竞争关系占主导。近年来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同样针对欧洲,迫使美欧贸易摩擦风险加剧,因此有学者提出中欧联合对抗美国单边措施的策略,在具体贸易合作中,中欧可以通过深化经贸合作削弱对美国依赖。欧盟能否承接和转移中美贸易部分份额、替代部分美国市场?这是中欧秉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共同应对美国川普政府单边保护主义的务实路径之一。本文拟基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维度进行中欧承接与转移中美贸易的可行性研究,旨在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1)从总值贸易维度,分析中美贸易涉及的细分产品名称及规模,并结合中欧贸易结构明确中欧贸易可能从中美贸易中实现转移与承接的具体产品,同时将具体潜在产品归纳至产业层面;(2)从增加值贸易维度,结合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中国、美国及欧盟相关产业嵌入程度和地位,进行中欧贸易承接与转移中美贸易具体潜在产品的可行性分析。

以往研究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贸易壁垒溢出转移效应和GVC产业分工地位,证实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使得贸易摩擦下的第三方贸易转移成为可能。鲜有文献结合三边贸易具体产品结构及GVC产业地位,具有针对性地进行贸易转移与承接的可行性分析。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针对中欧贸易转移与承接研究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本文尝试结合对中美、中欧贸易结构与三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分析,探索中欧潜在转移和承接中美贸易的可行性,为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压力,深化中欧经贸关系提出理论层面的实践方向。

中欧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的总值贸易分析 

(一)中美、中欧双边贸易现状分析

欧盟和美国分别为中国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特殊。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中欧贸易呈现高起点发展势头。2000年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总值分别占对外出口总值的20.93%和27.55%,接近一半的“中国制造”产品销往欧美市场。经济全球化带动国际贸易多元化发展,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和欧美需求疲软,中国出口份额逐渐向其他地区转移,2004~2013年十年期间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份额显著下降,并于2013年跌至历史最低点,分别为16.71%和16.81%。从2014年起,中国对美欧出口开始小幅上升,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值首次超过欧盟,对美国、欧盟出口占比分别为19.01%和18.67%。在进口方面,2017年中国分别从欧盟、美国进口2213亿美金和1544亿美金产品,分别占中国进口总值的12%和8.38%。长期以来中国从欧盟进口总值一直领先于美国,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比在2001年实现历史最高点(10.76%)后持续下降,直到2011年才开始显著增长,该增长势头持续到2015年(8.85%)。2015~2017年期间,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小幅下滑,而与此同时从欧盟进口小幅上升。

从趋势看,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中欧贸易显示出基础更好、更具弹性、顺差持续缩小的特点;而中美贸易规模变化幅度更为平缓,进出口更具协同性,但近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历史趋势看,入世以来,相较于欧盟,中国对美国出口更为平稳,近年来增速更快且在2017年规模超越欧盟,反映当前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而言更加重要。而中国从美国、欧盟进口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从欧盟进口份额持续上升与从美国进口份额持续下滑形成反差,显示出当前欧盟对中国出口更为积极,中国对欧盟市场吸引力在不断提升。因此,中国与美欧贸易格局呈现出中欧贸易顺差持续缩小、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趋势。

(二)中美、中欧贸易结构分析

运用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2017年双向贸易数据,进行中美、中欧双边贸易结构分析。在中国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涵盖SITC Rev.3三分位项下规模达4303亿美金的240类产品,其中规模排名前40位的产品出口总值超过3455亿美金,占到中国对美国出口总值的80.3%;在中国对欧盟出口的4217亿美金258类产品中,出口总值排名前40位的产品接近出口总值的78.7%。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排名前40位的产品均达到出口总值的八成左右,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产品较为集中的特点。将2017年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总值排在前40位的细分产品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中美、中欧出口贸易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首先,产品名称基本一致。除中美的首饰品和纸张、中欧的制药品和摩托车外,在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总值排名前40类细分产品中存在38类相同产品,整体规模相似度超过99%;其次,主力产品一致。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规模最大的前6类产品名称完全一致,反映出中国在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家具、婴儿车及玩具、办公用品以及电气机械设备方面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分别占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总值的38.05%和37.29%;最后,产品结构符合中国产业优势特点。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产品主要来源于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主力产品为婴儿用品、纺织服装及鞋、塑料用品、办公用品,资本密集型主力产品为机电类、装备类及电子通信类设备,符合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两头在外”的特点。

在中国进口贸易方面,由于中国从美国、欧盟进口产品结构较为分散,进口总值排名前40类的产品分别占到中国从其进口总值的77.8%和72.7%。相对于出口结构,中国各进口产品进口规模较小,考虑篇幅限制,在比较中国进口贸易结构时选取进口总值在10亿美金以上的细分产品。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250多类产品中,进口总值在10亿美金以上的产品有33类,按照产品技术含量分类标准,主要涵盖飞行器、电子元器件、测量仪器、发动机、医疗设备及诊断仪、电气机械设备以及制药品等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规模达383亿美金;在中国从欧盟进口额排在前33位的产品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包含美国所有出口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类别,此外还包括通信设备和风电设备,规模达371亿美金。除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外,乘用车及零部件也是中国从欧盟、美国进口的主力产品,2017年中国进口欧盟、美国乘用车及零部件总值分别为252亿美金和128亿美金。

其他产品主要属于资源型产品和中间产品,该进口结构符合近年来国内学者的分析。除了从欧美进口结构相似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外,中国还从从美国、欧盟进口大量资源型产品和中间产品,但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中国从欧盟以进口中、低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为主,主要涉及工业设备、机床、食品添加剂及化工品等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从美国以进口资源型产品为主,包括油籽、木材、初级金属和塑料等门类。在进口额排在前33类的产品中,欧美对华出口产品异质性明显,美国的油籽、黄金、液化石油气、铁路枕木、初级塑料、塑料板、粗木、碳氢化物、环氧树脂对华出口规模较大,总值约303亿美金;欧盟的食品添加剂、酒类、金属车床、通信设备、化工有机物、传动轴、水泵及风电设备对华出口规模较大,总值约229亿美金。

(三)欧盟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在中国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对欧盟、美国出口结构体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前6类出口规模最大的产品完全一致,分别占中国对其出口总值的37.29%和38.05%,同时在占出口份额80%的前40类产品中仅有两类产品不同;在中国进口贸易方面,中国从欧盟、美国进口结构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一方面中国进口欧盟高技术密集型产品门类更多但规模略低于美国,另一方面进口额在10亿美金以上非高技术产品中,欧盟产品主要以中、低技术密集型为主,而美国产品则以资源型为主。

在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相对稳定且不考虑产品异质性情况下,本文将具体产品分为三类:1.潜在转移出口部分,即中国对美国、欧盟主要出口产品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出口规模大且编码相同的产品种类;2.潜在承接进口部分,即中国从美国、欧盟主要进口产品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进口规模大且编码相同的产品种类;3.无法实现承接进口部分,即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并非中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前两部分体现中欧、中美贸易的相似性,第三部分体现差异性。

在中欧贸易潜在转移中国对美国出口部分,主要涉及38类具体产品,贸易规模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值的78.26%,这些产品同时也在中国对欧盟出口结构中占据主要位置;在中欧贸易潜在承接中国从美国进口部分,涉及23类具体产品,贸易规模占中国从美国进口总值的54.12%,这些产品同时也在中国从欧盟进口结构中占据主要位置;在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中,存在7类美国优势产品而欧盟无法承接,占到中国从美国进口总值的14.58%,这些产品主要为资源型及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以油籽、木材、液化石油气及塑料为主。与此同时,中国从欧盟进口规模约200亿美金高科技优势产品,也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反映欧盟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更为积极和开放。

基于全球价值链中欧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前文中欧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的潜在产品类别,本部分旨在梳理中美欧产品“背后”的产业嵌入程度、地位特征及竞争特点,结合上文潜在产品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检验中欧贸易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的可行性。采用欧盟“SITC Rev.3 to ISIC Rev.3”(产品向产业)转换标准,对应到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下标准产业编码。结合欧盟潜在转移与承接中美贸易产品,得到拟分析的产业名称。

(一)中美欧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析

测算中美欧相关产业GVC地位指数,分析中美欧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特点。

在中欧贸易潜在转移中国对美国出口部分,2015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医药化工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及金属制品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均为正值,反映隐含在相关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大于国外增加值,这些产业在全球生产中处于上游位置;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均为负值,反映隐含在相关出口产品中的国外增加值大于国内增加值,这些产业在全球生产中处于下游位置,因此更需要进口处于上游国家的中间产品。中国对美国出口产业主要以低中技术密集型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为主,且中低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基本位于上游、国际分工地位高,而中高技术产业主要位于下游、国际分工地位低。2005~2015年期间,中国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GVC地位由0.0669上升至0.0909,增长35.8%,同期美国、欧盟该产业GVC地位均在下游徘徊,2015年分别为-0.0785和-0.0639,美国和欧盟该产业在全球生产中地位均处于下游,反映该产业欧美对华依赖较强,是实现中欧贸易转移的必要条件之一。虽中国医药化工制造业GVC地位指数为正值(0.0214),但美国和欧盟该产业GVC地位均高于中国(0.0409和0.0647),欧盟占据更上游位置且存在一定同质竞争,不利于中国对欧盟出口以实现中美贸易转移。中国橡胶和塑料制造业和金属制品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中的上游位置(0.0146和0.0375)与美国下游地位(-0.0394和-0.0099)是中国该类产品持续出口美国的原因之一,但欧盟这两类产业GVC地位指数分别为0.1153和0.0398,价值链地位比中国更具上游优势,同样不利于中欧转移中美出口贸易。此外欧盟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GVC地位指数高于美国,且2005~2015年期间实现价值链地位上升,欧盟依然掌握这些产业的部分生产技术和专利领先优势,保持其在全球生产中的优势地位。

在中欧贸易潜在承接中国从美国进口部分,2015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纸制品及印刷业、医药化工制造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基础金属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中处于上游位置;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中处于下游位置,进口中间产品的需求较大。除在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及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领域美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高于欧盟之外,欧盟其他潜在承接进口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显著高于美国,具有更高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在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领域,德国在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领域全球价值链地位均高于美国。虽然欧盟整体在部分产业上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优势不明显,但部分成员国具有相当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德法等工业强国更具承接中美贸易的实力。例如在中国处于下游位置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虽中国这些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2005~2015年期间均有所提升(分别提升19.8%、78.9%、50.5%及4.99%),但始终处于下游位置。据2015年GVC地位指数,相比于美国,德国和法国在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领域上游优势更为明显,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国际分工地位更高,对美国产品替代性强且具有更积极的对华出口意愿。

(二)中美欧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进一步分析中国、美国、欧盟GVC参与度及欧盟对中美贸易转移与承接的可行性。整体上看,中国与美国所有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都在0.5以下,美国前向参与度整体高于中国,显示出美国国内增加值更多的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第三国,中国后向参与度整体较大反映中国产业更加依赖于国外中间产品的供应,特别是在焦炭及石油精炼、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领域。欧盟各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布曲线与美国相似,但数值整体高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更高,国际角色更为重要。其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后向参与度均在0.35以上,显示出欧盟相关产业国内增加值至少有35%依赖于进口国外中间产品,因而存在中国向欧盟出口相关产品的空间。在欧盟潜在承接中国从美国进口方面,除焦炭及石油精炼外,欧盟其他产业前向参与度均大于美国,显示出欧盟出口中间产品规模大于美国,对外出口中间产品更为积极。在中国就中美贸易摩擦而存在关切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等领域,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大,所承担的角色更重要。

综上所述,结合中国、美国、欧盟贸易结构、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参与度的分析,欧盟潜在实现转移中国对美国出口集中于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机械设备、服装、鞋、电视、配电设备、特殊运输设备、电力机械、特殊工业设备、风电设备等细分产品;潜在承接中国从美国进口集中于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医药化工制造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基础金属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领域,主要包括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飞行器、乘用车、电子元器件、测量仪器、特殊工业设备、乘用车发动机、药物、制药品、汽车零部件、电诊断仪、医用设备、肉类(含猪肉)等细分产品。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中美、中欧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现状和特点,文章分析了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欧盟市场对中美贸易的潜在替代作用。结果发现,中国与美国、欧盟贸易结构存在显著的出口相似性与进口差异性,出口相似度达到80%以上,进口差异性体现于中国除进口二者相似类别的高技术产品外,从欧盟以进口中间产品为主,从美国以进口资源型产品为主。欧盟对于中国出口美国存在替代效应的产品主要为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机械设备、服装、鞋、电视、配电设备、特殊运输设备、电力机械、特殊工业设备、风电设备等,至少涉及中国对美国出口规模的58%,中国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欧美处于较为下游地位对华依赖较强,具备贸易替代的必要条件;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美国存在替代效应的产品主要为飞行器、乘用车、电子元器件、测量仪器、特殊工业设备、乘用车发动机、药物、制药品、汽车零部件、电诊断仪、医用设备、肉类(含猪肉)等,至少涉及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的37.5%,欧盟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际分工地位更高,对美国产品替代性强且对华出口中间产品更为积极。

诚然,欧盟对中美贸易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深化中欧经贸务实合作,加强政策引领,在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共同填补美国空白。文章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对美形成触动。研究表明,中国进口欧盟高科技产品品种多于美国,欧盟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也更为积极,特别是高新技术中间产品。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反复下,应积极与欧盟深化务实合作,增信释疑,调动欧盟主要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多边主义与我深度共识,推动中欧在政治互信、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多双边领域“开花结果”。争取中欧投资协定早日落地,借欧盟积极部署自贸网络契机,尽早开启中欧自贸协定谈判。打造中欧深化经贸合作典范,形成双赢局面从而对美国形成“触动”。

第二,加强政策引领,完善中欧全球价值链合作。理论上,欧盟存在中国对美国部分出口产品的替代作用,虽然中欧各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互有不同,对中间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互有需求。但欧盟对华进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心存戒心”,多年来对华机电、光伏、钢铁实行双反措施,加深中欧经贸分歧。中欧经贸关系需加强政策引领,在深度政治互信基础上夯实中欧价值链合作,形成互补效应,加强与欧盟在食品、医药、化工、金属、光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其他交通设备等领域的合作,夯实我国相关领域技术与中间产品获取途径,稀释对美国依赖。此外,我国应借此次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提升服装、计算机、光电、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在欧盟市场吸引力,积极拓展市场渠道,稳住并提升我国相关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优势地位。

第三,依据欧盟各国特点,做到“因国施策”。欧洲各国要素禀赋特点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迥异。在中欧经贸合作中宜找准各国别优势产业,明确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进行对接,做到“因国施策”。利用好中欧领导人会晤、“17+1合作”、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欧经贸混委会、中英、中法、中德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等高层对话机制,积极引导中欧取得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推动中欧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杨成玉 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助理研究员)

(摘自《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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