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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平:欧洲学者论新自由主义(之二)

    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阿里·拉伊迪认为:国家干预须与市场达成新平衡方能应对当前危机,这是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另一条道路。他指出,人们一度以为国家濒临灭亡,有些人甚至亲手将其埋葬。可是国家仍然活着,金融危机促使它起死回生。曾几何时,自由主义论者对其嗤之以鼻,现如今还是这些人,却又在请求国家来拯救世界经济体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又要靠国家来拯救世界!

    他认为,20多年来,经济和金融开放使国家变得脆弱不堪,最终将地盘放弃给迷恋证券市场的狂人,失去了部分主权,让位给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次贷危机让国家在经济问题上不再胆怯畏缩。国家重新掌舵,而且不打算很快撒手。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肩负的责任迫使它必须保证自己的投资能让整个国家受益,而不是只让某些人受益。

    他指出,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大家的参照标准崩塌了。《经济学家》周刊甚至称法国总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右翼也在推崇干预政策,这让左翼目瞪口呆。相反,普京反倒在达沃斯提醒全世界商界名流,警告他们要小心国家过度干预经济。

    在谈到“国有化”道路时他指出,法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27年之后,现在的菲永政府正在把两大银行合二为一,并且执掌大权。英国政府甚至都不用装模作样,直接把一些银行收归国有。这种现状让憎恨国家干预的人感到恐惧。只有在国家给敬重自由主义经济准则的领域投钱时,他们才赞成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只有抓大放小不事事介入,才能迎接眼前的挑战。

    国家必须重新建立起国家、公民社会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跟市场达成新的平衡,甚至重新摆正市场的位置。换句话说,不再是经济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经济。这是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另一条道路。

    (资料来源:法国《费加罗报》2009413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让大家汲取资本主义的教训》,文中指出,“市场并不总是会自我修正。不受监管的市场可能会降低而非提高社会效率。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认为监管越少越好的论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私有财产权、公平而保持距离的巧妙监管、以及民主政治——却是无可争议的。这场资本主义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并未促使人们认真设想换一种社会形态。然而,这场危机暴露出,大家当前的国家金融监管框架无法管理全球性的金融体系。

    文章认为,破产就是资本主义:让你为自己选择承担的风险付出代价。但国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国际市场,使最大型金融机构避开了这种资本主义。他还指出,国家政府加强对银行的控制,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但这条路很危险,不仅是对全球经济的完整性而言。一个涉足银行业过深的国家冒着双重风险,既有可能将银行业政治化,又有可能受其挟制。国家控制应局限于恢复银行的健康,而且应尽快结束。

    (资料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415

    俄罗斯综合战略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奥列格·维汉斯基认为:亚当·斯密经济模式的两大基础———经济人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经济人的行为受理性选择的支配,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引导经济主体行为,指明经济系统发展进程、比例和方向。目前的全球危机是出现新经济系统,乃至未来出现新社会形态的前兆。这种系统最突出的特点正在形成。第一,各种社会和国家机构通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各种调控和间接作用机制,对经济产生更为积极有效的影响。社会机构和国家将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干预金融领域的经济活动,直到它不再充分地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为止。第二,单个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影响力大小将发生变化。一些其它的利益相关人对企业和经济的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他指出,新经济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联盟的广泛出现。各种地区和跨国联盟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主体也加入进来。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社会对这些联盟进行监督,以防止它们破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性——竞争。这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

    (资料来源:俄罗斯《专家》周刊2009512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在《马克思的回归》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是批判和解析资本主义。当前的全球危机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析。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危机以不稳定方式进行演化的系统。正是由于极端自由经济的这个病根,眼下的危机才会超出大家的预期,危机的发生肯定将带来资本主义系统的重构和改革,人们继续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是行不通的。改革之后出现的将是一种仍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而更接近于理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

    (资料来源:法国《新观察家》杂志20096410日)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认为:“自由主义”一词,以欧洲人对该词的经典理解,即指一个人特别重视个人自由,因此希翼把行使实际或潜在选择权的人为障碍减至最少。

    他指出:一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将法治作为其中心教条。他们所说的“法”,未必是指立法机构通过的任何法律,而是指在不带畏惧或偏袒的情况下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规则。但这只是自由占上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大家很容易想到像德国的周日购物禁令那样具有完全普遍性、却妨碍个人自由的法律。不过,尽管它并非自由主义的确切定义,但建立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理想意义深远。

    布里坦在文中写道,他本人偏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上世纪20年代撰文提出的一种非正式概念,用以区分“政府议程”与“非政府议程”。这一概念不可能永远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凯恩斯设计这一概念,是为了与19世纪那些认为政府几乎纯属多余的自由主义者划清界限。但反过来,同样可用这一概念圈定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领域。他用三个事例昭然揭示了反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有人提倡实行强制性的国民服役——不一定是兵役——作为改善年轻人品性的一种方式。已故的詹皇•托宾——“托宾税”就是以他命名的——赞赏美国的征兵制,认为它体现了平等主义理想,甚至建议把军人薪酬设定在远低于他们可在别处赚到的水平,以排除形成一支志愿兵军队的可能性。不管他具有哪些其它品质,他都是个十足的反自由主义者。

    (资料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017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失控是一切危机的根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是一个“怪物”,他说:“大家以自由市场的名义,制造出了一个怪物,而它却有可能毁灭这个大家所颂扬的自由市场。”

    (资料来源:FT中文网2010112

    萨尔瓦多•阿吉拉尔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新的社会冲突现象随处可见:大罢工、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西班牙的“15M”运动、希腊和以色列爆发的抗议示威、阿拉伯骚乱,以及始于英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的骚乱都是爆发大规模社会危机和作出不确切诊断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这种形式的抗议经常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伦敦骚乱的抢劫者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公共道德,但或许比4年来全球金融和经济精英们在危机中表现出的公共道德还是要多一些。公民之间为何要给予别人更多的信任?这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如何在一个建立在关注自身利益、相互比较优势、掠夺和缺乏对大多数人的保护的体系中,唤醒社会凝聚力和道德责任?

    面对社会爆炸,有些人会借助政治“营销”手段,把新自由主义说成是“开放的社会”,这与事实完全矛盾。还有些人会通过改善教育和创造就业来减轻骚乱带来的影响,但在危机时期很难切实可行。寻找更美好世界和想要制止这种无规则的野蛮表达方式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施加压力以便逃离新自由主义,建立以平等、民主和惠及大多数公民为基础的合理的、不同的社会制度。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报》2011912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4年多的时间,但直到现在,才兴起反资本主义抗议。这股浪潮要成为新左翼政治的开端,必须具备两个因素:第一,必须出现一种令人信服的新意识形态;第二,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必须存在着某种社会力量。有些阴暗的政治思想正蠢蠢欲动: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当传统上层集团失败了、民众的失望情绪高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沃尔夫认为,亲市场阵营应对危机的策略,大体上因循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套路。他们中有些人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政府。在英国,有些人认为,这场危机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财政上恣意挥霍、政府对市场监管过度或央行无能等因素导致的。他们沿袭了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与他们相对立的人士,则奉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实行“有管理的资本主义”。

    (资料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11101)

    波兰前副总理兼财长科沃德科(Grzegorz W.Kolodko)认为:波兰得以在1992年走出经济衰退并不是因为“休克疗法”的成功,而是因为及时停止了“休克疗法”。他也一直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并扩散至全世界的根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败下阵来”,严厉批评“华盛顿共识”并指出,“北京共识”并不存在,但一些想要扩大威权的人正将其作为借口。

    他认为,“‘自由’(liberal)是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竞争、开放、民主,而‘新自由’(neo-liberal)则意味着你利用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来使少数人获益,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科沃德科说自己是一个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在他看来,之所以有“北京共识”的说法,是因为有些人借此暗指其中隐含的政治成分:即有一个与西方体制不同的有限的政治民主,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不腐败、受到认可、知道该如何行动的政府。而这种模式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学习的对象。但他也看到,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作为借口,来扩大官僚体制和国家的管控。“当然监督和监管、国家干预等都是有需要的,但风险是,有可能从监管不足一下变成过度监管,从美国那种自由放任,一下变回你们改革之前那种经济体制,或是变成那种腐败的、官僚气的、不灵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当然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资料来源:中国财新网20111114

    (钱小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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