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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恪勤: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变量分析
编辑:孙恪勤 |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所 | 更新时间:2020-12-02 17:58:00

2020年11月,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20年“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德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陆续推送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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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德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德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川普上任后,要求德国配合其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德国对华政策中负面因素陡然上升。拜登胜选后,美国因素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我认为,看待当前与未来德国对华政策中美国因素的变化,应当注意三组变量。

首先,国际环境的变化。德国对外政策的外部环境始终受到美国重大影响,这也是影响德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宏观因素,是观察美国因素必须具有的大视角。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华政策直接受制于美国战略需求,冷战时期的德中对抗是这样,1972年中德建交也要归结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归结于西方对抗苏联大战略的需要。

冷战结束后的1990-2009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合作共赢也好,竞争与合作也好,都还没有上升到与中国全球对抗层面。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对华转向战略竞争,但真正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部署全球遏制中国的“新冷战”是2018-2020年的事情。在近30年间,德国对华政策的国际背景是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进程,国家间重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交往。在德国对华政策环境中,美国没有对华强力制约,德国在统一后寻求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寻求国际合作,这些都促成了中德关系快速发展。也符合德国“贸易国家”“文明国家”等发展理念。

2009年以来,随着西方金融经济危机的加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西方世界感觉到了战略威胁。美国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川普政府则加剧这一进程,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吹响了建立包围中国的国际“民主联盟”号角,谋求重建新冷战分裂格局。为此不断对盟国包括德国施加压力,要求配合美对华战略,此举必然从战略上改变德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

在美国施压背景下,2013年以来德国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也逐步发生变化,到2018年后这一认知开始加速,其要点是: 德国“面临一个堪比 1919、1949 年和 1989 年那样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面对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 德国必须思考新的路线”。在德国对世界变局观察的新视角中,“大国竞争时代”“地缘政治欧洲”“多边主义联盟”等概念尤其引人注目,重点是在“捍卫西方”的同时,寻求“欧洲战略自主”。2020年7月8日,默克尔对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表态说,“大家生活在一个全球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力场正在发生变化,欧洲更多地依靠自己。”在德国这种国际环境的认知中,中德之间还有一定的战略回旋余地。

2020年10月,慕安会出台了德国外交与安全特别报告《时代转折》,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认为世界处于时代转折过程中,德国统一以来的国际环境结束了;二是提出德国一直奉行的全球化下“商业模式”过时了,逐步改革无济于事,必须制定新的外交与安全战略。

这两个观点意味着在美国压力下,德国对国际环境的认知进一步贴近美国,虽没有放弃欧洲战略自主,但战略天平进一步向大西洋联盟倾斜。2020年11月拜登胜选,无疑会更进一步拉近德美关系。

其次,政策的变化。在国际环境宏观背景变化特别是美国施压下,德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寻求新的选择。这一选择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川普政府压力下,德国对华政策呈现妥协趋向,主要标志是2019年欧盟对华政策的出台,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制度性对手。德国在制定这一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德国也坚持部分自己的立场。具体而言,德国对美国施压的回应有三个要点:A.或配合、或部分配合、或不配合;B.不选边站队;C.谋求欧洲战略自主。德国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在于德美、德中两组关系的双重性特点,具有一定的内在利益逻辑,带有川普政府对德打压的特殊背景,因此这一政策内含有随着美国政权更迭产生变化的变量基因。

第二阶段,在德美中三角互动中,美国因素无疑是最强有力的牵制因素,因而美国政府的更迭直接影响未来德国对华政策走向。拜登胜选预示着美国对外政策将作出重要调整,其中影响德国对华政策变量的因素主要有:(1)拜登对华政策出现的调整,(一般认为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不冷战,不脱钩),不同于川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有利于缓解德国对华走向极端的压力;(2)拜登主张更多借助盟友,缓解与欧洲盟友关系,不像川普对欧洲既要利用,同时也打压,缓解了德美关系的破坏面,有利于德国更多地与美合作;(3)美国近年来妖魔化中国,扶植德国反华力量的努力已显成效。德国对华意识形态对抗因素明显上升;(4)由于德美对华政策有接近趋势,德国也会影响美对华政策,维护自己在华利益,双方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妥协几率增大。

可以预见,在拜登时代,德美、欧美协调会增强,对华政策亦如此,具体到每一个政策领域会如何演变,还需要观察。

第三,钟摆的变化。鉴于德国在对华和对美两组关系都具有双重性特点,德国的选择一定具有摇摆性。把握好德国对华政策摇摆的幅度与特点,需要注意三个要点:理解德美中三角关系复杂的结构;分析清楚德美中三边利益基础;注重三角关系的互动影响,要积极有为,采取有效对策。

拜登胜选后,德国主要领导人毫不掩饰表达了对拜登的喜爱,强调与美战略合作的重要性,突出盟友关系和价值观。11月10日默克尔在给拜登的贺电中强调,“德国和美国是北约的盟友,它们共享个人尊严,民主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并共享利益。”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在与马克龙的争议中,直接对“欧洲战略自主”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欧美合作,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强调对美依赖性。这些变化预示着德国对华政策钟摆向美国和大西洋联盟一边摆动。

在钟摆摆向大西洋联盟一边时,也要沉着地看到德美结构性矛盾的牵制。美霸权与欧美共治;单边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与保护主义;对华全面打压与坚持两手政策,等等,都是很难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为此,德国许多政要也作出沉着的分析。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拜登上台虽有助于改善德美关系,但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外交与安全政策。美国将不再是世界警察,德国将通过与美国对话与合作捍卫欧洲利益。这些认知都将限制德国摆向美国的幅度。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中德合作的利益基础仍比较坚实,主要体现在经贸合作和全球治理两大方面。2019年,中德贸易超过美德贸易,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国也展现出巨大的市场容纳能力,让德国深深感受到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重大价值。还有,中国有效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德政策,是防止德国对华政策的钟摆过度摆向美国一边,解构美国塑造遏制中国的“民主联盟”,在中美德三角关系互动中争取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几十年来,中德关系积累了许多经验,包括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面,加强高层互访,发挥机制作用,等等。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与时俱进,研究新环境,解决新问题。要在战略上支撑欧洲战略自主,发挥德国对华友好利益群体,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的重要作用,对冲德国对华强硬派的政策,同时发挥地方、科技、人文等全方位合作的积极因素,扩大合作基础。

(编辑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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