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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大变局下的文明之西方现代性危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已进入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中国要享有世界层面的学术话语权,必须提供一个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新范式、一种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这样才能构建出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即具有“中国性”的“大国学术”,由此才能使“中国性”成为新的世界性学术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乔治凯南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学者都认为北约东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是北约东扩却依旧发生了,在您看来北约东扩为什么会发生? 

  黄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柏林墙倒塌、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在理论上就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事情却正好相反,它反而还在扩张,既包括增加军费、扩大实力,也包括扩大势力范围,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进来。 

  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就是在北约已经第五轮东扩的情况下发生的,俄乌冲突前的问题是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在米尔斯海默他们看来,这是美国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当然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北约的立场看问题的,觉得北约越东扩矛盾就越尖锐,越不可调和。 

  这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集团(包括北约)很多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美国时代,即所谓“一超独霸”的时代到来了。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范围、军事势力或者是势力范围就更要扩张,一步步走下来,到今天要扩张到乌克兰,如果顺利甚至还可以再扩展。它背后的一个实质就是美国这些人认为,世界从此以后要变成美国独霸的世纪。 

  其实美国这个“一超独霸”是很短暂的。美国并不是1945年以后就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1945年以后反而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且这期间实际上还有局部热战(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个阵营之间还有广大的“中间地带”,即后来叫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地区和国家,所以,1945年后并不是美国取得世界霸权的时期,做多只能说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的领头羊。 

  但是随着冷战结束--而且这个结束是以苏联突然解体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的--美国上上下下很多人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美国不仅冷战胜利了,而且其一超独霸的时代到来了,这样就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北约东扩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乌克兰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第二个问题,您认为西方现代化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大家又如何认识西方中心论? 

  黄平:这里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西方事实上的发展路径和它的那套体制。一开始是在西欧,英国之前有荷兰,之前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到英国式的帝国主义,所谓“现代性”本身是内部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这是一个发展的路径和由此形成的那套体制、制度。这样的现代性发展它带来的一方面是大家看到的工业化、城镇化、理性化,并由此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它与非西方世界之间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二战结束以后的新殖民主义,它与广大非西方从贸易、经济到政治、学问那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包括今天谈的话语关系,当然也仍然有不断的侵略战争、武装冲突,乃至于政权更迭和近些年的 “颜色革命”。 

  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话语。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也就是近两三百年的事,要说长也不是很长,但是它也形成了整一套关于世界的论述——关于西方本身和关于世界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成为这样的一套论述,这套论述也分布在各个学科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乃至于人文学科里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等的范式和基本叙述里,但是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对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阐释。这套叙事它和刚才说的西方发展路径和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与那套发展路径相伴而产生这套叙述,又同时不断论证那套发展路径——让那套发展模式、道路、路径、制度正当化。其实,现代社会不仅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传统上一直被关注的西方世界内和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它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包括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话语体系里面虽然也在不断追问但实际上并没得到解决。这样一套发展模式、道路路径、体制制度,乃至于支撑它们的理念,迄今为止,它连在解决少部分地区、少部分国家的少部分人的发展或者现代化的问题上也不断被发现深层次的问题重重,更不用说为了这少部分国家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的现代化,还要牺牲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甚至多数人的发展,这就是世界发展意义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可持续了,这是一个问题,在发展意义上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在更深层面,价值意义上的认同问题。实际上西方现代性当时最重要就是要超越或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发现“自我”、找到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就是自我的发现。但这个“自我”的发现背后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自我的发现相伴随的是个人主义、人权等诉求,不仅是理性的发现,也包括欲望的张扬,但是另一方面,人永远是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不只是东方才有的概念。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卢梭、康德的,更不用说马克思,从来都是这样看人看社会的。人之所以为人,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关系中才可能成为人。这样,自我的发现与整个社会之间形成的张力,到现在不但没解决,甚至不断产生危机,这个危机也不仅包括大家看得见的经济不平等或地区冲突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个人内心的焦虑、紧张,甚至是变态,反而又失去自我,或找不到归属,发生认同危机。 

  当然还可以列举比如世界层面的经济不公正、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西方这套发展路径模式、体制以及支撑这套发展的理念,究竟是不是普世的,是不是到头来只能解决少数人的现代化。第二就是这个自我和自我认同的问题。即使在少部分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人也越来越陷入自我的紧张、焦虑,不信任、不安全,现代性这个自我的发现过程,同时也是个人的迷失,精神的混乱的过程。这方面西方社会里也一直有大量的不乏深刻的研究与反省。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现代性过程中最重要也最深刻的问题。 

  受访者概况:黄平,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4月18日。采访/整理: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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