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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田平:中国与立陶宛关系缘何陷入困境?

中国与立陶宛建交已近30周年,本来两国应当在喜庆气氛下迎接两国建交30周年,令人遗憾的是“中立关系”波折不断,喜庆气氛荡然无存。5月22日,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7月,立陶宛官方公然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直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8月10日,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立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8月27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议会及欧洲议会的外委会主席罔顾是非曲直,公然颠倒黑白,发表支撑立陶宛和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

立陶宛对华关系的变化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近年来,国际秩序进入了剧烈变动期,西方国家对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履行其竞选诺言,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动用各种手段遏制中国,中美关系走向恶化。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爆发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两国战略互信丧失殆尽。川普政府推动美中脱钩,美中对抗涉及到诸多领域,从贸易到技术,从教育到媒体,从人权到安全。美国竭力向其欧洲盟友散布中国威胁论,呼吁欧盟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

川普政府试图拉拢中东欧国家对抗中国,使中东欧国家成为新冷战的前沿阵地。川普政府与中东欧国家签署5G安全协议,禁止中国企业参与5G网络建设。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为行将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Milo? Vystr?il)撑腰打气,赞许维斯特奇尔的“勇气”。

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视台湾为遏制中国大陆的走卒,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繁。川普政府在卸任前宣布取消美台官员的往来限制,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当局驻美代表出席总统就职典礼。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公布新版对台交往准则,放宽与台湾的往来。5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出一项加强美国同台湾关系的法案,鼓噪美国国务院与台湾磋商,将“驻美国台北经济学问代表处”更名为“驻美国台湾代表处”。

近年来,欧盟一方面面临英国脱欧危机,另一方面试图重新界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2019年3月欧盟出台新的对华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同月欧盟出台投资审查规章。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其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界定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希翼欧洲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影响,欧洲面临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压力。在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欧盟开始追求“战略自主”。欧盟对华政策试图追求价值与利益的平衡。

在西方国家对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的背景下,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出现反转。首先,立陶宛对华认知发生变化,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2019年,立陶宛国家安全部和军情部门发布的《2019年立陶宛国家威胁评估》报告首次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2019年之前,立陶宛对中国投资克莱佩达港(Port of Klaipeda)扩建抱有很大希望。但到2019年立陶宛的态度发生变化,新当选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Gitanas Naus?da)强调对中国的投资需要仔细考虑,因为中国投资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20年立陶宛国家威胁评估》报告视俄罗斯和中国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2021年立陶宛国家威胁评估》报告指摘中国利用疫情扩大在立陶宛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报告认为中国奉行口罩外交,控制疫情相关的叙事。

其次,立陶宛不惜以反华行为取悦美国,吸引美国关注。立陶宛作为北约成员国,其安全依赖于北约。乌克兰危机后,立陶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希翼强化美国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立陶宛智库学者为美国保持对立陶宛的关注出谋划策,其中涉及阻止中国在欧盟影响的扩大。2021年,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所与立陶宛东欧研究中心合作联合发布报告《重构立陶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Reconceptualizing Lithuania's Importance for U.S. Foreign Policy)。报告认为,立陶宛的重要性将不再那么依赖于俄罗斯层面和欧洲-大西洋联盟在后苏联空间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它在欧洲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帮助美国的亚洲事务再平衡,并为能源、供应链和环境安全做出贡献;现在的挑战是将中东欧,特別是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立陶宛),定位为能够支撑美国议程的重要地区。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立陶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以反华行为讨好美国,吸引美国的关注。美国日益利用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以此挑战大陆的核心利益。民进党当局也闻风而动,趁机拓展“国际空间”。在中国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声援”立陶宛,谴责北京的“报复性决定”。8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通电话,布林肯表示声援立陶宛,兰茨贝吉斯表示“赞赏美国对立陶宛的大力支撑和特殊的政治和外交声援,同时抵制来自威权政权的压力并捍卫民主价值观”。

最后,2020年立陶宛的政府更迭加速了对华关系的恶化。立陶宛大选提升了以祖国联盟(Homeland Union)为核心的中右翼联盟的影响力。中右联盟在竞选中提出立陶宛要实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立陶宛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对所谓“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台湾则抱有亲近感。4月,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透露,立陶宛基于人权、民主和法治原则评估对华关系。正是中右联合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立关系”才陷入困境。

中欧关系是21世纪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一,不仅涉及中国与欧盟诸多机构的关系,而且涉及与成员国的关系。中国与某个欧盟成员国关系的恶化,并不意味着中欧关系的整体恶化。虽然中欧之间的相互制裁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困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暂时搁置,但是中欧合作的动力犹在,中欧在推进务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转型、应对新冠疫情,以及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上,仍具有共同利益。处理多领域、多层次、多种关切的复杂的中欧关系,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和明年4月的法国总统选举,有可能为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变量。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背景下,发展稳健的中欧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欧盟个別成员国的不智之举不应当阻碍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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