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后的德国与世界”研讨会综述

  2021年11月12日,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阿登纳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共同主办了“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后的德国与世界”线上国际研讨会。 

  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所长冯仲平研究员及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傅佑晗先生先后致开幕辞。冯仲平所长在致辞中指出默克尔执政16年来带领德国和欧洲应对了一系列的危机,对于德国和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德、中欧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默克尔时代行将结束、新政府即将诞生之际,中德学者共同思考今后德国、欧洲的发展形势,中德、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傅佑晗先生在致辞中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和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联合举办本次研讨会。傅佑晗先生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德双方学者通过线上形式就德国大选后的德国与欧洲形势及中德关系等问题进行研讨,对于促进中德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意义重大。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研究机构及高校的专家学者与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德国汉堡国防军大学及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等机构的德方专家学者到会发言,来自中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四十多名专家学者线上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新政府组阁谈判、社民党与基民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未来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发展方向及财政政策走向、德国与重要大国的关系以及中德合作的现状与未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一、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与德国政治生态变化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选举与社会研究部主任Viola Neu博士分析了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中各个政党得票率与议席分布情况,指出由于第二票直接推选议员进入议院使得联邦议院产生大量的超额席位,议院规模再次扩大。她强调产生本次选情的背后存在着结构性因素,其中各党派所推举的总理候选人的表现存在差异。联盟党的执政效应由于默克尔不再参选而有所下降,大选前夕爆发的洪灾等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等因素值得关注。由于各个政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选民以往根据其意识形态选择政党,而此次选举中选民更多的表现为摇摆不定,导致了选举结果扑朔迷离。大选选情与大选前民调结果相比,社民党的得票率显著上升,而绿党则未能达到预期水平,联盟党虽未能够挽回颓势,但也积极地参加了选战。从总理候选人的角度来看,联盟党的候选人拉舍特作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其全国性的影响力与曝光度相比财政部长朔尔茨而言相对有限。德国2022年部分联邦州将进行州议会选举,这些选举结果同样将对德国政治局势产生影响。而就现阶段而言,即将到来的基民盟党代会将讨论该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同时对于党主席的人事任命或许也会进行调整。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的吴江教授梳理了近年来德国社民党在联邦州与联邦议院两个层面的选情,指出社民党在本次选举中动员到了部分初次投票的选民,强调社民党自身的因素与其竞争对手的失误共同促成了此次选举的结果。她认为社民党在本次大选中致胜的关键在于社民党把握了传统与创新的平衡、党内派系之间的平衡与两大全民党之间的平衡这三对关系。从社民党竞选纲领来看,其关注的重心在住房、工作、社会公正等传统议题,符合其作为中左翼政党的政治定位,同时其议题还囊括环境保护、数字化等创新议题,是为社民党的守正创新。而面对党内派系对立情况下,最先推出总理候选人的社民党平衡了党内各派系间的利益诉求,在联邦议院选举过程中表现出空前团结。社民党作为联盟党的执政伙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通过共同执政的方式保障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吴江认为社民党在历史上缺少长期执政的经验,往往在上台后迅速失去选民的支撑。现阶段其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社民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未来如何保持社民党的凝聚力?“交通灯”组合组阁谈判以及未来联合执政所面临的困难,都说明三党联合未来需要面对如何更好地运转的问题?在未来执政过程中又如何保持社民党的特色?尤其是三党联合执政将要求社民党向其他两党的诉求进行妥协,如何调整其执政方针并且兼顾其执政特色是其守正创新的关键所在。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国际政党顾问Marcel Schepp围绕基民盟在本次大选中的选情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基民盟将面临默克尔时代的结束、明确自身的党派定位并且学会成为反对党中的中坚力量等问题首先,稳定是默克尔执政时期的重要特点,但其任期最后所爆发的新冠肺炎危机以及洪水等危机性事件同样影响了本次选举。基民盟作为执政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处置疫情以及应对洪水,在大选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相对有限,并且疫情主导了选前的形势与议题空间,基民盟未能够充分突出其核心议题。其次,大选暴露出联盟党作为全民党对各个阶层的代表性存在相对缺失的问题。联盟党需要证明自身作为全民党的政治定位,调整其路线以面对默克尔离任后的德国政局,这要求联盟党进行深入的自我革新,否则将会失去其作为全民党的政治身份。代表性的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对不同年龄、性别、地域以及经济社会阶层的代表,例如联盟党在东部州选票的流失,以及面对议会议员平均年龄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下,联盟党却缺少对年轻群体的关注。最后,联盟党所需要面对的最大一个挑战是学会成为合格的反对党。联盟党需要迅速转换角色,适应反对党的工作方式,同时增加其代表性,使其成为反对党中的中坚力量。作为联邦议院反对党,联盟党必须利用机会向选民呈现出其适应角色的转变,并在这一时期回顾十六年的长期执政经验,并充分利用其作为反对党的活动空间。大选结果说明联盟党依旧保持了其基本盘,但其需要调整基本路线与解决人事任命等问题,以应对下一次大选以及其他挑战。 

  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副研究员、中德合作中心主任杨解朴通过分析大量民调数据,从选民偏好的角度探讨了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她指出选民偏好的变化使得本次选举选民流动性增大、不稳定性增强,德国政党政治进入新时期,选民出现稳中求变的心理。民调结果显示本次大选之后选民对德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感知变得更为消极,选民所关注的议题相比2017年大选也产生了显著变化。大多数选民认为财富没有被公平分配,而德国东西部地区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认知存在差异。民调结果显示,过半数的选民对政府工作不满意,并希翼进行一些路线方针上的调整,这表现出德国选民的求变心理。而从选民流动的角度来看,联盟党作为执政党却遭受选民大量流失;社民党则收获了联盟党、选择党、自民党、左翼党流出的选民和部分以前弃权的选民;绿党是唯一收获选民净流入的政党,绿党虽然没有成为第一大党,但选民增加幅度非常大;自民党从其他右翼政党手中收获了大量选民;德国选择党的选民大量流出;左翼党选民大量流出,得票率低于5%,但得益于其直选议员的名额,保住了联邦议院的席位。本次大选整体选情焦灼变化不定,预示着德国主要政党进入了意识形态界限模糊、议题融合的时期,同时本次大选后德国政党格局呈现出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特点。大选之后,位于政党光谱的左、中左和右的绿党、社民党、自民党,三个政党进行组阁谈判,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联邦层面的政治光谱不同位置的三党组阁,三党的组阁协议还将会有意识形态界限模糊、议题互相融合的现象。从总理候选人的角度来看,朔尔茨的执政风格、执政经验与默克尔相似,但他又来自不同的政党,这回应了选民“稳中求变”的选举心理,而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则陷入了“默克尔陷阱”需要艰难地延续默克尔的执政方针的同时难以兼顾选民求变的心理。绿党和自民党在18-25岁选民中的支撑率非常高,或许意味着“生态”与“自由”一代的到来。而社民党获胜是否意味着社会民主时代的回归仍需继续观察,就社民党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其调整政党路线以扩大选民阶层的行为也造成了其选民内部在部分议题上的对立,未来社民党的发展值得关注。   

  二、德国未来新政府外交与财政政策走向 

  慕尼黑大学政治学与政策分析讲席教授Paul W.Thurner基于现阶段组阁谈判中各个政党的竞选纲领与谈判文件,结合全球化过程中大国对于强权政治的回潮等外部环境因素,指出现阶段德国对自身“文明力量”的理解受到了冲击。他强调德国通过促进国际相互依存、区域一体化以及法治国家建设以增进自身与世界福祉,其对于国家安全的保护更加倾向于使用预防性手段,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德国未来安全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灯”组合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看法:一是德国在北约中将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二是德国是否会成为欧洲安全与防务体系中的重要引擎?现阶段组阁谈判针对北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军费投入以及美国在德的战术核武器,绿党与社民党对这两个问题持质疑态度,认为军费开支更多地拨付给了人员、维护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而非采购和研发的核心领域,并且两党均反对美国在德国的核存在。而从欧洲防务政策的角度来看,“交通灯”组合的三党均在其竞选纲领中有支撑欧洲防务自主的相关表述,但是在具体事项与细节上仍存在分歧。值得关注的是,由“交通灯”组合执政的德国在未来将进一步严格武器出口政策,并且在武器研发、采购与资金调动上可能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也可能导致与法国更多的摩擦。将防务、外交等领域制定一个例如3%的共同预算是现阶段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谈判提法,但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安全政策领域的核心需求将主导德国的防务政策。 

  海德堡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讲席教授Sebastian Harnisch从组阁谈判的视角分析了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他强调组阁谈判是一个动态过程,处于大选或是组阁谈判过程的国家将无法对外部释放清晰的信号,而外部则对该国后续政策走向缺少预期。例如法国2022年将举行大选,而其国内具有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的候选人十分具有竞争力,这使得现在将很难判断未来法国的选举情况及其外交政策调整,而德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组阁联盟是多个政党进行谈判与构建而产生的,这表示缺少具有绝对多数的政党。现阶段对组阁过程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分别对政党的实力与特点进行比较、关注组阁过程中的关键少数以及从结构的角度与政党的因素分析组阁情况。就外交政策对组阁过程的影响来看,通常要关注未来政策制定的决策机制、组阁联盟的规模与实力大小以及各个党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特点。在以往的组阁过程中所观察到一个现象是:由大-小党派组成的执政联盟当中,参与执政的小党派很可能对外交政策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而当执政联盟具有绝对多数时,很可能会出现由于权责不清而产生相对混乱且具有风险的外交决策,例如此次阿富汗撤军中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就出现了漏洞。同时,一个执政联盟的行动空间也与反对党的实力及其是否能够协调直接相关。 

  现阶段正在进行组阁谈判的“交通灯”组合将组成决策机制是一定程度上可预见的,即行政的权力被逐渐放大了,当危机外交产生时更是如此。从“交通灯”组合所关注的领域来看,内部事务将在执政初期受到更多关注,这将会使其倾向于制定稳定且延续的外交政策而不是进行非常规的外交决策,而新成立的安全政策委员会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将与政府能力直接相关。相比于社民党与联盟党所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交通灯”组合对选民光谱的覆盖范围更为广泛,其所具有的代表性更强。对具体政策的预期来看,朔尔茨以往与中国的务实合作经验使得未来中德关系有一个积极的预期,但新政府将不会全盘接受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也是能够预见的。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全面梳理了德国未来新政府所处的内外部背景,基于赫尔曼对外交政策调整的分类对德国外交政策走向进行了判断,最后指出德国新政府未来实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在国内层面,“默克尔的外交政策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继承值得关注,其次政党格局碎片化程度加剧使得本次联邦议院选举出现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局面,总理对外交事务的掌控也将相对下降,而三党执政联盟也将增加内部的协调难度;在经济与社会角度来看,应对疫情及其后的经济复苏与其产生的社会分化仍是新政府上台执政后的首要议题,这一背景下德国还需同步推进绿色与数字化转型。从欧盟层面来看,英国脱欧使得法德轴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但其他成员国追随的意愿在下降,同时德国还需面对法国2022年大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欧盟内部所存在的东西、南北分歧与矛盾。国际层面则体现在拜登政府上台后跨大西洋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而大国博弈的加剧外部危机与冲突不断使得欧洲战略自主成为切实需求。 

  赫尔曼将外交政策的调整的不同水平区分为微调、手段的变化、目标的变化以及整个国家导向的变化。郑春荣认为正在进行组阁谈判的“交通灯”组合三党对2013年以来所推行的“积极有为”外交方针存在共识,但对外交手段的使用存在差异,同时在大国关系等政策领域存在立场差异。由于竞选主要以内政议题为主,同时三党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差异相对较小,组阁谈判的试探性成果文件表明新政府有意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同时也模糊三党在诸多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整体来看,欧洲整体实力的下降、欧盟内部离心力的上升以及德国对于欧盟的外交雄心存在落差,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化将在微调与手段变化之间,难以出现目标变化和国家导向的变化。 

  德国汉堡国防军大学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讲席教授Michael Staack从多极世界中的大国竞争中德国的定位这一主题出发,强调多极世界这一叙事概念被广泛接受后已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并引申出大国竞争的目的这一核心问题。他认为在整体国际环境不会产生剧烈变化的外部背景下,德国未来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不会有显著变化。首先大选中公众对外交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即便在阿富汗撤军引发国内对外交事项的关注时,组阁谈判也未过多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从政党的角度来看,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共识相对较多,而“交通灯”组合可能面临更多的阻碍,朔尔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默克尔的做法,试图强化其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导权。而当德国在外部寻求民主阵营的盟友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对德美关系的预期是十分有限的。包括美国拜登政府的内部因素,以及对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势力是否回归的观望,同时德美在阿富汗撤军中的失调也使得德国对双边关系的信心下降。德俄关系或许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难点,新政府需要寻找德俄关系之间的平衡点,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同样十分关键。对华政策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减少依赖,但不会脱钩,同时德国也将加强对亚太与印太地区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政府执政初期将主要集中在内政议题上,但是如果外交部由绿党的政治人物把持,那么对华政策是否会更加意识形态化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晨研究员将“蛮权力”(rude power)一词用于概括川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其权力的行使方式,与奥巴马时期所奉行的“巧权力”(smart power)相对应。“巧权力”美国来说意味着保持和重塑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盟友、观念外交的力量来保持美国的地位,其实质是自由国际主义。而“蛮权力”是对川普执政时期对美国权力的总结,其作为一种外交方式强调力图实现短期目标,缺少对长期效应与声誉损失的关心,关注交易成本与筹码,进行逆向经济相互依赖,将贸易、投资、金融网络、人员交流等武器化,利用自身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地位以及网络化的国际社会中的节点地位谋求自身利益。“蛮权力”背景下的德美关系相对冷淡,美国对盟友诉求的忽视以及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使得跨大西洋关系被弱化。随着拜登的上台,美国外交逐步从“蛮权力”向“巧权力”回归,包括强调盟友在美国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减少同欧盟在关税领域的摩擦、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响应。德美关系在拜登上台后的回归有赖于民主党与欧洲主流政党的相互认同、拜登对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拜登个人对欧洲的良好印象以及美国将德国置于其同盟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现阶段德美关系受到部分消极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仍处于上升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崔洪建所长基于现阶段组阁谈判中的“交通灯”组合均具有亲欧洲的政策取向这一前提,讨论了德国未来的欧洲政策取向以及法德轴心将面临的挑战。首先新政府组阁上台后将继续磨合。能够肯定的是在亲欧的对外政策方面三党可以达成共识。未来德国外交政策调整将需要面对并适应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关系、与脱欧后的英国的关系、与西巴尔干地区国家以及俄罗斯的关系等。默克尔执政结束后所遗留下的难民问题、对俄能源依赖以及欧盟内部分裂等问题将长期困扰德国政府。倘若未来德国新政府不能及时调整其工作重心,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对外事务上,或许将削弱德国在协调英法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巴尔干是欧盟未来发展与扩大的方向,德国将会延续柏林进程还是有其选项都值得关注,这关系到未来欧盟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东部伙伴关系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俄罗斯问题是最为复杂的,其同时涉及到美俄大国博弈、乌克兰与中东欧以及欧盟的东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德俄关系的处理会受制于德美和欧美的关系。欧盟的内部团结与对外扩张同时对德国的欧洲政策产生了压力。面对挑战,法德轴心将成为欧盟一体化的支柱,然而二者之间仍需继续磨合,并且随着欧洲战略自主的不断推进,法德在战略利益、行为方式上的分歧逐步暴露。欧洲需要的是更多的协调,尤其是大国协调,推动法德轴心运转顺利,才能够达到其战略自主的目的。 

  慕尼黑大学政治体制与欧洲一体化讲席教授Klaus H. Goetz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在不断解决危机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仍遗留许多问题亟待新一届德国政府处理。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并且欧盟在融资、共同税收等政策领域存在空缺,金融市场活力相对有限。而英国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脱欧削弱了欧盟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的角色与力量,并将“退出”这一选项呈现在各个成员国面前。难民危机则进一步激发了东西欧之间的矛盾,乌克兰危机仍然持续发酵,可以说没有哪个危机是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欧盟的自我调节与发展趋于迟缓,从而削弱了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成员国之间分歧增多而共识减少,欧盟通过不断修改条约内容从而扩大其权能的方式受到了阻碍。现阶段,欧盟需要通过不断地说明条约与法律以及欧委会的指令以扩大欧盟的权能。从新一届联邦德国政府的行动力来看,Goetz认为社民党若上台执政,在外交领域将会表现较为积极并有所作为,与其他欧盟国家共享相近的意识形态倾向将有助于社民党制定其外交政策。绿党与自民党在大联合政府中居于反对党地位,其作为执政党后是否还能够坚持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主张值得关注。现阶段欧盟与德国都在困难、迷茫的状态下摸索新的道路,这也是新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欧洲政策的挑战。 

  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副研究员、国别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对德国统一后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进行了梳理,指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自科尔执政时期以来被不断强化,基于竞争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德国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共识,德国新政府在经济与财政政策上巨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现阶段正在进行组阁谈判的“交通灯”组合在加大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融合以及绿色与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存在广泛共识。未来新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在数字基础设施与终端设备上的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也会进一步完善碳交易机制,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免税门槛额以及降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并推动初创和公益企业发展。但是三党在是否引入最低工资、增加高收入者的赋税以及改革“债务刹车”机制等议题上或许会面临困境。绿党希翼引入最低工资并改革“债务刹车”机制。而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作为现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债务刹车”机制与平衡财政的坚实拥趸,主张在宪法框架下,即“债务刹车”机制下进行举债,这在社民党内部也形成了共识。三党在诸多问题的细节上仍需继续沟通,但一些财政改革议题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辅助性原则,自民党与社民党在此类议题上妥协的可能性不大,这对绿党是否能够兑现其竞选纲领形成了挑战。对于社民党来说,疫情后的经济发展是其竞选纲领中的短板,而这恰恰是自民党所擅长的领域,从此层面来看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交通灯”组合能够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妥协并组阁成功,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新一届联邦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日常协调将十分艰难。    

  三、中德合作的现状与未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经济教研室主任徐四季认为中德双方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能源供应结构方面存在共同点,德国在能源转型与减排领域的实践对中国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德国的能源转型战略可分为三步:“弃核”“退煤”以及“绿氢”。德国的弃核进程启动较早,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拥有核武器,短时间内很难放弃使用核能及相关技术。德国的退煤进程相对曲折,其通过长期的社会动员,制定到2038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的具体路线等方式,逐步推进这一进程,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也为德国减少煤电使用带来机遇。德国通过制定国家战略、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等方式推动绿色氢能的发展与成熟。其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所能提供的经验可以概括为稳定能源供应价格、制定环境友好的国家投资战略以及推动形成支撑气候中性的社会风气。中国需要逐步启动并推进能源结构转变这一议题,制定审慎的“退煤”方案并注重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强化对绿色能源的关注与投入,与时俱进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仍在发展中的新能源市场,强化社会整体对气候中性政策的认同。未来德国新政府中绿党或将占据一席之地,其能源与气候政策将成为新政府的优先议程,包括推动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的产生、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及提前放弃使用化石能源等。这些政策调整将会为中德与中欧能源合作带来机遇,但可预期的是当全球进入“去碳”时代后双方将在标准、技术、经贸、碳边境调节机制等领域面临更多竞争。 

  柏林全球顾问企业合伙人Sandschneider教授认为德国正处在组阁的关键时期,对中德关系的把握仍需更多信息支撑。在讨论德国的对华政策时,内阁的相关人事任命是十分重要的,从三党整体的倾向来看绿党与自民党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激进,而社民党则与联盟党的态度相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来看,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一旦开始任职执政后,其政策主张也将向务实方向转变,回到共识决策当中以减少政策推进所面对的内外阻力,并且外交事务更多将由总理来负责。而朔尔茨与中国务实合作的经验或许能够成为未来德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同时还需要认识到,德国在一个中国问题的立场上是坚定的,在这一前提下德国可能会和美国协调对华政策、对华态度,调整双边、多边关系,进一步塑造德国对华政策。在现阶段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以及制度性对手的背景下,双方仍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比如经济利益全球性的共同利益。另外,双方进行平等的、相互敬重的对话对于发展中德关系十分重要。Sandschneider教授希翼在德国下一个执政周期中,德国同中国的务实合作仍将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主导中德关系。 

  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熊炜教授认为中德双边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全球维度,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最终实现了嵌入式崛起,德国对华政策范式已转变为现实性接触政策。在德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中,中国的位置和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观基础与制度框架正在遭受侵蚀,其演变伴随着中德两国的崛起。德国通过将自身嵌入西方国际秩序,从体系内部由下而上的成长,而中国则是从国际体系的外围向中心突进,中德关系的本质是两个遵循着不同崛起路径的崛起大国之间的互动。伴随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还有西方国际秩序的逐渐失序,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完成了惊人的角色转化,德国成功地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潜在另类者,转变成为西方秩序的捍卫者、领导者。德国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是德国在其崛起路径上刻意选择和保持的结果,而非自然而然或固定不变的身份特征。面对中国的崛起,德国的对华政策由建设性接触政策转向为现实性接触政策。建设性接触政策强调与中国合作获取经贸利益,通过经济合作与人文交往试图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并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内。而现实性接触政策则不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承认两国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上的分歧与差异,明确共同利益与自身利益的交汇点,不再盲目扩大经贸合作,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展开对话合作,防止对抗。在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强调西方价值观,利用规范、规则和制度来制约中国的行为。德国以往扮演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掮客的身份,但现阶段德国更加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的属性,并最终谋求建立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新框架。因此德国对华政策范式的转变,不再是双边关系意义上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转换,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分析了中德双方经贸合作现状,并对未来德国新政府在该领域的政策调整进行预测指出贸易在双边关系中始终起了压舱石与稳定器的作用。默克尔执政以来,中德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2019年中德进出口总额较2005年增长了3.3倍,中德间贸易量约占中国与欧盟整体贸易量的36.8%。从贸易差额的角度来看,默克尔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对德国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德国对华出口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而中国对德出口产品结构在近十几年产生了部分变化,机械、机电产品的交互出口较多,产业内贸易特征突出,双边需求互补的特征依旧明显。而服务贸易方面,德国向中国服务出口金额逐年上涨,其中常识产权使用费上涨幅度显著。丁纯使用贸易结合度以及贸易互补指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德经济互补性,他指出德国已成为中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具有强互补性,为两国贸易的持续发展与加强提供了动力。未来中德将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5G等高新科技领域展开广泛的经贸合作,在气候变化、数字教育、职业培训、中德科研合作以及老龄化等领域创建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不能忽视的是中德经贸产业竞争正在逐步加强,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与中国《中国制造2025》文件显示出未来中德或将在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机械制造以及医疗器械等领域展开竞争。中欧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加强双方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中德经贸“压舱石”的作用也将受到欧盟政策的限制。但中德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合作领域众多,其“压舱石”的定位在短间内不会改变。 

  会议最后由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顾俊礼会长致闭幕辞。他强调德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经济体。此次联邦议院选举结果是近年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党政治生态深刻变化的结果,既反映了德国选民求变的渴望,反映了选民希翼保持社会稳定的心态。新一届联邦政府调整其对华政策是必然的,虽然中德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上有各自的理念与主张,但双方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欧合作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看法相同或相近,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翼未来新一届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切实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切实的共同利益将为中德两国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供稿:彭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欧洲系 

    审校:齐天骄

    审核:刘作奎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