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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维伟: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基于媒体报道的分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欧国家的‘中国观’构建研究”(18BGJ08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资料收集、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马骏驰、陈思杨、顾虹飞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张晴、王佳琦、刘雅等中欧小语种专业人士的协助。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一段时期内中欧四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部分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主要内容、对华评价、信息来源、议题设置以及对双边关系的态度等进行指标分析发现,当前中欧四国媒体的中国观非常复杂:政治和社会学问议题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态度;经济上兼具正负两方面态度;在中美矛盾冲突日益激烈背景下,中欧国家媒体并没有出现“站队美国”的倾向;在科技领域,承认中国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进步和领先地位。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在发展对华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本国会产生何种作用。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形成是其各自国家利益、历史经验、价值观、舆情民意等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本文从“议程设置论”角度探讨了中欧媒体中国观的呈现方式以及中欧媒体中国观的代表性问题,即媒体是反映本国精英的中国观还是大众的中国观。 

  【关键词】中欧国家 中国观 媒体 国际形象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外部世界“中国观”的研究日益关注,本文所称的“中国观”指的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感受,这些认识的信息既有客体的现实描述,也有主体的自我感受。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观包含“一种学问对另一种学问的体察和认识”,与“中国观”对应的英文为“Images of China”和“Views of China”。国内中国观研究的重点一方面在于西方的中国观,即以西欧的英法德意等大国以及美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中国的认知,另一方面在于周边国家的中国观,主要是亚洲国家日、韩、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中国观。国内的中国观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和汉学研究的联系较为密切,较多关注中国历史、语言、学问及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通过分析西方的中国观来研究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交流的发展情况。在诸多关于中国观的研究中,从媒体视角来探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是中国观研究的新兴领域。国内关于西方及美国媒体对中国认知的研究多通过媒体的文本分析来考察其中国观,并提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或者促使媒体改善中国观的政策建议。随着国内对中东欧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东欧国家媒体对华报道及其体现出的中国观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中东欧国家智库通过研究媒体对华资讯报道,来观测、跟踪中国在中欧地区影响力的发展情况。 

  中欧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是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欧四国是首批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曾经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拥有和中国同样的“社会历史记忆”,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这些国家被划入了“东欧”这一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区域。中欧四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社会转型,在身份属性上从政治概念的“东欧”回归到了地理概念的“中欧”,在全面倒向西方的背景下,它们在对华关系上进入了“冷淡期”。随着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双边务实合作愈加紧密,各领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与中欧国家关系有着特殊的经历,中欧国家曾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曾作为东欧转型“优等生”,对中国的政治和人权事务指手画脚,当前重新成为中国务实合作的伙伴。基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对华关系,中欧国家对中国的观点和认知具有自身特点,研究中欧国家的中国观有助于理解其对华政策的根源和特点,有利于促进双边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工作,使这一工作更具针对性。同时媒体报道具有资料来源广、议题丰富、数据信息含量大的特点,媒体报道对本国民众的中国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从较广泛的视角来分析媒体所代表的中国观。 

  本文收集了中欧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部分主流媒体在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发布的与中国有关的资讯报道,在建立相关指标评价体系后,对相关资讯报道进行具体分析和比较,进而揭示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特点、关注领域及舆论导向,同时结合双边关系研究,勾勒出媒体眼中的中国观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指标分析的对象和方法 

  本文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中各自选取了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共计8家媒体。这8家媒体都有着较长的开办历史,且在本国内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是这些国家重要的国际资讯来源(见表1)。 

  本文研究素材为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是因为自2012年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到2018年进入了所谓的“深水期”。一方面,中欧国家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各领域对华关系发展迅速,相互了解的愿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变化导致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反华舆论明显增强,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的中欧国家媒体在这一时间段内对华舆论也发生了变化,值得研究。此外,考虑到资讯样本数量以及议题的可持续性,将收集报道的时间下限设置在2019年6月。本文将收集到的每一条报道都进行了指标赋值,具体分为以下类别:关于报道主题,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学问、外交、军事、科技及其他;关于对华评价,分为“很不好”“不太好”“中立”“比较好”“非常好”五个等级;关于报道内容的关联性,分为涉及双边关系和不涉及双边关系两部分;关于报道的原创性,分为原创报道和转载报道。依照上述指标内容进行赋值,最终形成一种分析数据库,通过专门的分析工具(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AppSPSS)对相关指标内容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得出了相关的分析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文本大数据的出现及互联网和计算机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国际关系研究中开始大量使用文本分析方法。文本分析的资料可以是媒体报道、社交网络平台信息,也可以是电子书和档案文献资源。一般来说,文本分析还有不同说法,如“文本数据发掘”“文本常识发现”等,总之是通过“分析文本数据,抽取文本信息,进而发现文本常识的过程”。本文指标分析方法借用了文本分析理论中的“信息抽取”“情感分析”“主题分析”方法。“信息抽取”指的是对文本中包含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信息点以统一的形式集成在一起,以便于检索和比较,本文对各种指标的赋值,使得每篇媒体报道文本最终都形成一组数据,属于“信息抽取”。“情感分析”是对文本中体现的态度和情绪的分析,“主题分析”则是对文本主题进行分类,“区分不同的层级、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文档附属信息”。本文的两个重要指标“报道主题”和“对华态度”依照“情感分析”和“主题分析”的思路设定。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文本分析,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很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往往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的结合进行“自动文本分析”,即通过分析App和设定分析模型对输入计算机的文本进行自动分析。但是 “自动文本分析”无法代替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究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思考仍不可或缺。同时中欧国家媒体报道使用的本国语言属于小语种,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中欧小语种文本分析的App,所以本文的指标体系方法虽然借用了“文本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但在研究过程中也使用了传统的资料收集、整理、阅读和基于专业常识的主观判断等研究方法。 

   媒体报道基本情况 

  (一)报道数量 

  本报告收集了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这一时间段内,中欧四国8家媒体共1 348条与中国有关的资讯报道。从相关报道数量来看,斯洛伐克的数量最多,达到678条,占比超过50%,其次是匈牙利,为344条,占比超过25%,波兰和捷克媒体报道数量接近,分别为173条和153条(见表2)。从数量上看,斯洛伐克媒体对华报道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三国,这一方面说明斯洛伐克媒体对中国较为感兴趣,同时较高的报道数量也与本研究选择的媒体有关。斯洛伐克《真理报》作为本研究的媒体来源,在检索时间段内的对华报道数量多达477条,远超其他任何一家媒体。 

  从对华报道时间分布来看,从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的18个月中,报道数量相对平均,大多数月份的报道数量在50~80次之间(见图1)。2019年1月份的报道数量较多,有129次,这是因为在此期间中美贸易战、“HUAWEI事件”、朝鲜领导人访华等议题较为集中,形成了报道数量较多的情况。 

  (二)报道主题 

  从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主题来看,经济方面的报道最多,占比达到41.3%,处于第二位的是外交问题,占比达18.5%,之后依次为社会学问问题占比为16.1%,政治问题占比为11.3%,科技问题占比为8.2%,军事问题占比为4.6%(见图2)。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各种情况和资讯都成了中欧国家媒体重点关注的领域。此外,在这一时间段内,中美贸易战也是中欧媒体重要的聚焦点,涉及中美贸易战的相关资讯报道占经济领域议题的半数。中国经济发展指标,如季度和年度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等数据也是媒体跟踪报道的内容。 

  外交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中朝关系和中俄关系方面。关于中国与欧盟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欧大国关系的报道较少。关于中国与欧盟关系问题,媒体仅有4条报道,关于中英、中法、中德关系的报道各有3~4条。此次收集的媒体报道,关于中欧及中国与西欧大国关系的报道仅有2条,均涉及中欧5G建设合作问题,另有1条中方呼吁欧盟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报道,1条欧盟驻华使团质疑“一带一路”观点的资讯,1条警告欧盟战略设施将落入中国之手的报道,4条关于中国与意大利合作的报道,4条关于中德关系的报道,关于中英关系、中法关系的报道各有2条。 

  在社会学问方面,中欧国家媒体主要报道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情况和重要的学问事件。这一主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如中国居民的生活习惯、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国内考古发现、学问事件和社会思潮变化等。社会学问方面的报道基本都是单方面涉华内容,不涉及中国以外的因素。 

  政治方面的议题主要涉及国内政治体制(修改宪法)、国家重要政治生活(两会)、反腐败案件,所谓“中国人权和台湾、香港问题”也是中欧国家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 

  在科技方面,中欧四国媒体对中国国内高科技发展现状以及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报道较多。关于国内高科技发展状况,主要报道内容涉及航空航天、生物、人工智能、新能源和通讯技术等。中欧四国媒体对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以及相关的电子商务、手机支付等在国内大规模使用的状况也有较多报道。 

  中欧四国媒体对中国军事问题的报道较少,它们主要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及作战思想),中方在东海、南海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军事演习、海上护航、军机巡航等)。  

  从总体上看,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主题多集中于经济领域,中美贸易战是媒体最为关注的报道主题。中国与欧盟大国的关系并不是它们关注的重点,对中美、中朝关系问题反而有较多的报道。社会学问领域的报道所涉及的题目较为分散,反映了媒体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及学问状况有着较大的兴趣。政治领域的报道反映出中欧媒体的对华意识形态问题,其关注的议题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性,这也是中欧国家媒体对华政治报道的传统风格。科技领域的报道也较多,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科技研发和创新大国地位,受到中欧国家媒体的重视,其报道的主题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科技水平领先的领域。关于军事领域的报道占比最少,在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背景下,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报道已被关于中国经济和科技能力的报道所冲淡。 

  此外,从国别上看,中欧国家媒体关注的议题也不尽相同。除经济问题外,波兰媒体对政治领域议题的报道占比较高,捷克媒体对社会学问领域议题报道的占比较高,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外交问题的报道较多(见表3)。 

  

  (三)原创性 

  从此次收集的中欧四国媒体报道来看,绝大多数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均转自其他媒体的报道,占比高达88.5%,其本国媒体的原创性报道仅占11.5%。从转载来源看,西方重要媒体,如路透社、美联社、英国广播企业(BBC)、美国有线电视资讯网(CNN),以及中国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都是四国对华报道资讯转载来源。往往一篇对华资讯报道,转载来源都涉及西方和中国的媒体。同时,本国媒体原创性报道占比较低,说明中欧四国缺乏对华采访报道的直接渠道,全球覆盖能力和影响力有限,无法像西方重要媒体那样获得一手资讯信息(见表4)。 

 

   中欧四国媒体对中国的评价 

  分析中欧四国媒体报道所体现出的对华评价,能够看出这些媒体的对华态度及相关问题。 

  (一)对华评价呈现出“纺锤状” 

  从总体上看,65.7%的涉华报道体现出中立性评价;“不太好”的评价占22.3%;“很不好”的评价占5.1%;“比较好”的评价占6.1%,“非常好”的评价不到1%(见表5)。由此可以看到,中欧四国媒体的对华评价呈现出“纺锤”形状,大部分是中立性评价,负面评价和积极评价的比例较低。但是负面评价总体上占27.4%,正面积极评价总体只占7%,负面评价远高于正面评价。 

  (二)对华评价的国别差异 

  从国别来看,不同国家媒体的涉华报道评价存在差异。中立性评价占比最高的是匈牙利媒体,占比为71.2%,斯洛伐克媒体的中立性评价占比为69.5%,其次是波兰媒体,占比为57.8%,捷克媒体最低,占比为45.1%。四国媒体对华报道中的正面评价(比较好、非常好)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匈牙利媒体比例最低,为4.7%。从负面评价(很不好、不太好)的比例来看,捷克媒体最高,占比达45.8%,其次是波兰,占比为33.5%,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媒体的负面评价比率均不到24%(见表6)。 

  由此可以看出,捷克媒体对华报道的评价最为消极,其负面报道比率不仅高居四国之首,而且评价最差的比例(很不好)远高于其他国家。波兰媒体的负面评价比率低于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负面评价比率接近。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正面评价比率都不高,除捷克外,其他三国媒体报道的评价大部分是中立性的。 

  (三)对华评价的主题差异 

  从中欧四国媒体涉华报道的主题看,政治领域的报道负面评价比率最高,达75%;其次是社会学问方面的负面报道比率为38.7%;军事、外交和科技方面的负面报道比率接近,分别为25.8%、22%和21.8%;经济方面的负面报道占比最低,仅为13.7%(见表7)。政治领域涉及的诸多主题,如所谓“中国政治体制、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人权法制问题”等,都是西方媒体的聚焦点,中欧四国媒体的态度与西方媒体基本相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不仅中立性报道比率最高,且负面评价的比率是最低的,凸显出中欧媒体对中国经济的积极态度。社会学问领域带有负面评价的报道多是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各类事故和灾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陋习、政府对学问活动的管制等内容。外交领域的负面评价报道主要是中国对美欧等西方国家开展的所谓间谍活动、中国与美国的外交争端、中国对欧盟政策表现出强硬态度等。在军事方面,它们关注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中国南海地区活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且报道多是负面评价。在科技方面,对所谓中国通讯企业的技术造成信息泄露以及中国科学家进行婴儿基因编辑的报道均有负面评论。 

  从中立性评价的报道比率来看,经济方面的报道最高,占比为76.5%,其次是军事和外交方面,占比分别为74.2%和73.2%,科技方面的中立性评价占65.5%,社会学问方面的中立评价也占55.8%,政治领域的中立评价仅占24.3%。从表7可见,除政治领域的报道外,其他领域的报道大部分评价都是中立性的。在经济领域中,四国媒体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较为一致,大多是中立性的报道,没有表现出“亲美反华”倾向。涉及中美外交关系的报道,大多也是中立性的。关于中国在地区事务方面的报道,如朝鲜半岛问题的报道也以中立性为主。     

  在正面评价方面,科技领域报道中的正面评价占比最高,比率为12.7%;其次是经济领域正面评价,比率为9.8%;社会学问和外交领域的正面评价比例接近,分别为5.6%和4.8%;政治领域的正面评价最低,仅为0.7%。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引起中欧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也是正面评价最高的领域。中国的互联网通讯技术在环保、城市管理、无人驾驶等方面的运用得到中欧媒体的正面评价。政治领域唯一的一个正面评价报道来自斯洛伐克媒体,内容是中斯两国外长会晤,斯方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 

  (四)对双边关系的报道和评价 

  在此次收集的中欧四国媒体涉华报道中,关于中欧四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报道比率较低,与本国有直接关联的报道共108条,仅占此次收集资讯报道数量的8%,其中匈牙利媒体报道最多,为49条,斯洛伐克为25条,波兰为19条,捷克为15条。 

  涉及双边关系的报道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报道主题集中在经济领域,关于双边经济关系的报道占比达65.7%。其中关于双边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内容是重点议题。关于双边外交关系的报道占16.7%,主要是关于双方领导人互访的报道(见表8)。其次,就报道的评价程度来看,关于双边关系的报道总体上好于非双边关系的报道。涉双边关系报道正面评价比率为35.2%,其中有超过10%的比例是“非常好”的评价;非涉双边关系的报道,正面评价比率仅为4.5%,其中没有“非常好”的评价。涉双边关系报道负面评价比率为21.3%,非涉双边关系报道的负面评价比率为28%(见表9、10)。最后,从国别上来看,中欧四国媒体在涉双边关系报道中的对华评价与整体的对华评价趋势近似,即捷克媒体对双边关系的评价最为消极,其次是波兰媒体,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媒体对双边评价相对较好。 

  从上述媒体对双边关系的报道来看,在对华报道中,双边关系并不是其报道的重点,但对双边关系的评价较为积极。在经贸投资领域,媒体对双边加强合作的报道基本都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在涉及一些敏感经济议题和投资项目时,媒体评价也存在负面倾向。例如匈牙利“指引”网站(Index)和《世界经济周刊》(HVG)两家媒体均报道匈塞铁路匈牙利段的情况,认为该项目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为匈牙利带来的实际收益和效果并不乐观;捷克《人民报》报道了中国华信集团在捷克的处境,捷克债权人准备起诉该企业的违约行为;捷克《今日报》报道一位与赌博和黑手党有关的中国投资者买下了捷克的足球俱乐部,并操纵比赛;斯洛伐克《真理报》报道中国的假货、山寨产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斯国内,要对进口中国假货严厉惩处。媒体对这些涉及双边经济关系的具体案例存在负面态度,特别是对中国在相关国家开展投资项目的透明度、债务负担、合规性等均存在质疑。 

  在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方面,波兰媒体对“HUAWEI企业雇员因间谍行为被捕”,捷克媒体对“限制在捷克使用中国5G技术”的报道集中体现了两国媒体对华关系中的负面评价。在所收集到的匈牙利、斯洛伐克媒体报道中,没有出现对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负面评价。2019年,中国与捷克、波兰双边关系出现波动,特别是两国针对HUAWEI5G技术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双方经济和科技关系的事件,而扩展到了两国外交关系领域。媒体报道也体现了这一情况,但波兰媒体对两国关系的总体评价仍较为积极,例如波兰《共和报》在2018年5月发表了波兰新任驻华大使的文章,称中波关系基础稳定,近年来发展迅速。《共和报》在2019年11月发表了波兰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认为波兰政府逮捕中国企业雇员的行为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波兰发展对华经济关系非常重要,波兰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 

  在社会学问领域,对中方有关机构学习中欧国家语言、促进对中欧国家了解的报道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例如斯洛伐克《真理报》报道北京一所高校开设了斯洛伐克语专业,波兰《共和国报》报道中国娱乐节目赴波兰进行真人秀拍摄,匈牙利“指引”网站(Index)报道中国民众崇拜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并为其竖立雕像,媒体对这些资讯均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 

   中欧媒体报道特点及其中国观 

  从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内容及立场倾向来看,这四国对华报道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报道居多,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中欧关系以及中国同欧洲大国关系的报道都较少。中欧四国媒体均较多先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学问以及外交军事等情况,对中国国内各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均有跟踪报道。四国媒体对中欧关系的兴趣很低,也不太关注中国同西欧大国的关系。就本国对华关系来看,媒体涉双边经贸、投资领域的报道较多,对涉华的双边领导人互访活动报道兴趣不大。总之,四国媒体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兴趣和关注度远高于双边关系和中欧关系。 

  二是中美关系是四国媒体最关注的议题,但媒体没有明显的立场倾向。本文所收集媒体报道的时间段正值中美关系动荡,美国频频对华发起贸易战、舆论战,中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和回击。这期间中欧四国媒体对中美关系报道十分密集,所收集到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数量约占总数量三分之一。可以说,中美关系成了2019年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最重要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其中大多是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内容。从媒体报道的立场和评价态度来看,四国媒体在中美冲突中的态度较为中立,担忧中美对抗对国际环境带来动荡,导致本国国家利益受损。 

  三是涉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报道明显跟随西方媒体口径。在政治领域的报道中,中欧四国媒体评价最为负面,绝大多数报道引用欧美国媒体体的报道,因而在立场方面受欧美国媒体体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涉及人权、政治制度、民族等方面问题时对中国指手画脚。对华政治领域事件的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戴“有色眼镜”及“贴标签”的特点明显,缺乏深入报道、一线素材和独立评论。 

  四是对涉及双边务实合作的报道评价度较高。中欧四国媒体对双边发展经贸、投资和人文交流等具体务实合作的报道较为客观,对一些有利于本国实际利益的合作给予正面和积极的评价。 

  五是涉及双边关系的负面资讯并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中欧四国媒体并不把涉双边关系的负面资讯作为报道和跟踪的重点,仅仅是先容性报道,没有进行深入跟踪或进一步挖掘性的报道。例如波兰、捷克两国针对HUAWEI及其5G技术的限制问题,四国媒体均有报道,但只是在事件发生后予以先容性报道,并没有后续跟踪。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媒体对双边关系的负面资讯兴趣并不高,因此并未进行渲染或“推波助澜”;另一方面,较为简单的报道也使得本国民众对双边关系的负面情况缺乏了解,从而形成了简单的直观印象。 

  上述分析也反映出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基本是负面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所谓“西方标准”相距甚远,中国的内部事务诸如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人权法制状况,这些很容易被贴上政治“负面”的标签,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包括中欧国家)。中欧国家媒体更倾向于以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冷战思维来评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 

  在经济上,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具有正负两方面观点。一方面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稳定,中欧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并且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合作利益;但另一方面,质疑、担忧具体经济合作,特别是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存在不透明、恶意并购、战略投资等情况。总体来看,这些媒体对华“经济观”中立态度明显,在涉及双边经济关系方面,正面评价多于负面,特别看重已有的成功合作案例。 

  在外交和军事方面,中欧媒体的中立态度明显,特别是在中美矛盾冲突日益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重要因素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一边倒”情况,更多地是担忧中美关系的恶化会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中国威胁论”仍然存在,对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及军事力量发展抱有防范心态。 

  在社会学问方面,中欧媒体报道的负面评价仅次于政治方面的报道。其中媒体通过议题选择、议程设置对所报道的对象进行了过滤和塑造。例如关注中国国内刑事案件、重大灾害事故、社会矛盾、国家对思想学问的管制等。中欧国家媒体在资讯报道中通过强调这些议题影响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导致对这些议题有更多的认知。这种强化负面题材内容的议程设置也表达出中欧媒体对中国社会学问的负面观点。例如2015年之前,中欧国家媒体对中国环境污染议题关注度较高,然而在本文所收集的报道中,该议题相关报道很少。很显然媒体更倾向设置有关环境污染的负面议题,而中国近年加强环保和环境改善却不是媒体议程设置的重点。实际上,不仅是在社会学问领域,在其他报道领域内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状况,社会学问领域的报道表现则尤为突出。 

  在科技领域,中欧国家媒体承认中国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科技方面进步和领先地位。中欧媒体往往把中国科技应用情况,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便利情况作为聚焦的对象。可以看出中欧国家媒体更关注科技如何改变生活并使民众获得实际利益。此外,2018年11月,被中国科学家进行了基因编辑的婴儿出生,这一事件被多家中欧国家媒体报道,且都给予了负面评价,认为这有违科学伦理。这一事件是中欧国家媒体2018年对中国科技领域负面报道最为集中的地方,反映出媒体更关注科技背后的社会影响,而不仅是技术本身。 

  总之,中欧四国媒体当前的中国观是复杂的,既有原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体制的不认同,同时又有对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视,也有对中美对抗带来的影响的担忧。此外,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在发展对华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其本国会产生何种影响。 

   中欧媒体中国观的形成机理 

  (一)影响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于外部世界中国观的形成,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国观的形成机理,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相关理论也十分丰富,从“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福柯权利—话语理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到“形象学理论”“学问误读理论”等各种跨学问理论对西方国家的中国观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这些理论分析方法多用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西方学术界中国观形成的机理进行阐释。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的形成,是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历史经验、价值观、舆情民意等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现实国家利益出发,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以及施展影响力的具体方式,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都对中欧四国产生了现实影响。近年来中欧四国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发展,也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切实利益,看到了对华合作的前景。在中美摩擦加剧的国际环境下,作为中小国家的中欧四国担忧这种愈加不确定的国际形势给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带来威胁。所以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了解中国经济动态、发展对华关系,在中美对抗中寻求“平衡”,都成为其中国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体现在媒体报道方面可以看到,四国媒体涉及双边关系的报道相比非双边关系的报道,总体评价较为积极、正面,即使涉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事件(如波兰、捷克对中国5G技术问题)也是如此。 

  其次,历史经验与西方价值观的结合,对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的影响及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波、捷、斯、匈四国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体制进行了彻底否定,并将自身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历作为“负面”历史经验予以强化。在东欧剧变过程中,中欧国家提出了“回归欧洲”的口号,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这种历史经验与西方价值观的结合,使得其媒体的中国观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西方价值观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其二是以自身的历史经验来考量当下中国的各种情况,并认为当下中国民众和社会正在经历自身曾经经历过的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在媒体报道上,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的强烈负面倾向,对中国社会领域报道的负面倾向中则带有明显的“同情”和“同感”的情绪。从中欧四国媒体对华评价的情况来看,负面评价从高到低依次是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波兰两国对自身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记忆更加具有负面性,而两国无论是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还是从当前地缘政治安全角度,都对中国抱有更大的“不认同”和“警惕性”。 

  最后,双边媒体互动交流对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面对西方媒体的各种无端攻击和污名化,中国正在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其中通过媒体交流来改善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是一条重要渠道。就中欧国家媒体来说,双边的媒体交流工作有待提高,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设有波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对外广播节目,覆盖中欧各国,但是中国在中欧四国的落地媒体很少,仅在匈牙利设立了广播电台,此外有中国企业收购了捷克当地一家电视台。中欧四国在中国的专业媒体人员很少,例如波兰在华记者仅有1人。此外,双方媒体的机制性对话和合作较少,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决定将2017年定为“媒体交流年”,但活动效果以及活动后双边建立的直接信息沟通渠道有限。双边媒体层面的互动较为缺乏,一方面是中国媒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和国际传播多为政治和学问导向,市场导向不强,长期机制性活动较少,且层级较低。另一方面,中欧国家媒体实力还不具备欧美大型媒体集团覆盖全球资讯报道的能力,其相关报道来源多是转引西方重要媒体以及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这种媒体互动交流的缺乏,也导致中欧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难以有自己独立客观的立场。 

  (二)从“议程设置论”看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呈现方式 

  媒体在营造舆论环境,向受众灌输观点的时候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大众传播学理论中对此已有了深入研究,其典型代表理论就是“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两点:一是大众传媒并不完全反映事实,它们有选择地对事实进行过滤和塑造;二是媒体对一些议题的关注会导致公众对这些议题比其他议题有着更多的认知。大众传媒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概括为“资讯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同时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程,同时还能够提供语境,决定公众如何思考某个议题并评价其价值。在中欧国家媒体的对华报道中,首先选择希翼民众去了解的议题,即使媒体对这些议题没有进行价值观判断,但议题本身就具有“正面”或“负面”的性质,例如中欧国家媒体对中国社会学问方面的报道。其次,中欧媒体并没有过度渲染对华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没有在议程设置上倾向这类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媒体侧重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也表明议程设置的重点在经济领域,媒体向大众传播是经济上强大的中国以及中国的经济对本国有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最后,中欧媒体在对华报道中营造出所谓的“共产主义”“集权体制”“限制人权”等报道语境,甚至把不相关联的事情也放入这种语境中。总之,中欧媒体通过有倾向的议程设置和带有较强主观性的报道语境,营造出了如前文所述的中国观,并影响着本国媒体受众。正如捷克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本国媒体时所指出的,“中国的负面形象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捷克舆论借此显示出团结民众反对压迫的形象,然而有违事实和意识形态上的陈旧观念将(对华)态度推向了政治媚俗,并掩盖了对背景的理解。” 

  随着互联网媒体日益流行,媒体传播的多元化、碎片化特点愈发明显,并且在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盛行,给包括中欧四国在内的全球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民粹主义、反智现象、假资讯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自媒体,并进一步影响着整个舆论环境。根据“网络议程设置论”,中欧媒体在对华报道中通过“共现”(co-occurrence)的方式来引导民众认知。“共现”是媒体试图将两个概念建立关系,为此在文本报道中不断出现两个概念,即使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也会使受众认为这两个概念存在一定联系。例如,中欧媒体报道中常把“移动支付”与“数据监控”、“台湾”与“人权”、“社会犯罪”与“政府高压”等同时放在报道中,让受众感到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从而误导公众的认知和判断。从中欧国家媒体舆论环境来看,本来其中国观就存在很多负面评价,而网络自媒体对“共现”的手段使用更是频繁,各种丑化、污名化中国的情况愈加严重。以2020年年初中国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资讯为例,在中欧国家的舆情中,很多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将“病毒”与“中国武汉”、“食用野生动物”与“传染病毒”、“防疫措施”与“专治、威权”反复放在一起进行报道,对中国疫情进行污名化报道。反而中欧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则较为中立和谨慎,体现出了传统资讯媒体“精英主义+温和主义”价值观和报道方式。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不断流行,未来中欧媒体的中国观是否会受到自媒体的“裹挟”甚至“吞噬”,而愈加不理性,这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三)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代表性     

  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代表性问题,即媒体是反映本国精英的中国观还是大众的中国观。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媒体记者和编辑应属于精英阶层,但是其媒体产品面向的是广大民众,并且试图影响和塑造民众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民众的中国观。从中欧媒体的中国观来看,相对于本国精英来说更加负面,媒体对华报道,特别是涉及双边关系的评价,较本国政府及官员的表态更加负面。例如,根据欧洲智库学者的研究,2020年上半年,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情况以及中国支撑欧方抗疫援助,中欧媒体的态度显然比其各自政府的态度更加消极,对中国的抗疫政策、成效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不满于自身被看做“受援助者”,强调本国从中方获得的防疫医疗物资大多是购买而来,不是来自中国的援助。中欧政府的态度则更加积极,对中国的抗疫表示支撑,并感谢来自中国的抗疫支撑。此外,由于深受西方媒体影响,打着“自由”“独立”“媒体监督”等旗号,中欧媒体对政府政策的批判性更加强烈,所以一定程度上代表(或者说迎合)并能影响民意的媒体,其对华态度更加消极。媒体的中国观更多地体现出观念构建的特质,能够对该国民众的中国观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是民众的中国观,因此如果从媒体的中国观来判断其国家的对华态度乃至对华政策显然是不充分、不全面的。 

  编辑概况:鞠维伟,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1期,转自俄欧亚研究微信公众号,2022年3月1日。已获得编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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