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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若杰、卫居正:中国海权研究20年—一项基于常识图谱方法的学术史议程

摘要:本文以2000-2020年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主题为中国海权的621篇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App系统梳理了发发文量变化趋势、研究热点变化、核心编辑和机构、常识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寻求对学术史的宏观把控,进而发现研究不足和高潜力的常识增长点。在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对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与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中国海权研究更需要结合发展现状与新的情况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支撑,弥合理论供给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张力。根据文献计量统计结果,结合对重要文献内容的定性考察,当前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性海洋政策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既有研究存在的“主动性”不足问题,是中国海权研究领域存在的短板,也将是未来具备高潜力的常识增长点。

关键词:中国海权;海洋强国;聚类分析;常识图谱

  “走向海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习大大总书记所言“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需要学界和战略界在理论和实证双层面,不断加深对海洋政治经济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海权的研究,以此为长远的战略决策和具体的海洋政策实践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中国的海权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与国家的海洋事业发展相辅相成,几步同步推进。随着国家对海洋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政策部署如火如荼的开展,海权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 “显学”,受到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广泛关注。纵观中国海权研究从起步到今天的发展历程,20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颇具规模、特色鲜明和成体系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群体,产生了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本文基于CiteSpaceApp,运用常识图谱方法,对2000-2020年CNKI数据库中的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621篇主题为中国海权的文献进行主题聚类、计量统计与结果可视化分析,旨在对国内学界20年来关于中国海权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宏观把握。国家长远发展的现实战略需要推动了研究进程,随着中国海外利益总量和维护海洋权益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与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海权之于新时代的中国的战略意义极为重大。对国内学界既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厘清发展脉络和主题变迁,把握前沿趋势方向,兼具学理与现实意义。作为一项成熟度高且应用普遍的高效文献分析工具,目前CiteSpace在我国国际政治研究中仍然鲜有使用。本文的意义不仅是对20年国内学界中国海权研究发展历程的一次全景式考察,而且也是一项将前沿研究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科议题相结合的创新尝试。需要指出的是,文献计量分析存在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App只能根据可量化的指标,如机构的发文总数等,机械的呈现统计到的数据,无法客观、公正的揭示所有文献的学术价值,导致学术评价结果与学界主流认知存在鸿沟。本文在分析统计结果之余对部分重要文献的内容辅之以定性解读,力求最大限度弥补这一缺陷。

  由于海权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但内涵存在争议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因而在研究之始,需要对其定义进行厘清。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传世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将海权界定为“凭借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的一切东西”。马汉著作中频繁使用的海权,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类型:前者是指通过优势海上力量,实现对海洋的排他性控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制海权;后者则是包括海上军事力量,以及其它与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之海洋要素的总和。显而易见,马汉本人未能对海权内涵做出清晰明确的界定,他所提出的海权不能算是一个符合社会科学规范的严谨定义。自马汉之后,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和战略研究人员,都曾尝试对这一已经成为通俗词汇的概念含义做出准确界定,但往往功败垂成,以至于海权的概念内涵至今仍然模糊不清,各种解读甚至大相径庭。为了实现研究的科学化与精确化,本文在综合考察各种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采用美国学者萨姆·泰格雷迪(Sam Tangred)在平衡海权的军事与非军事要素基础上,做出的折中定义“海权可以被界定为国家进行海洋国际贸易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进行海上投送以对海洋和局部商业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使用海军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之总和”。

一、研究设计与文献回顾 

  CiteSpace是一种运用科学常识图谱进行科学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的新兴工具。自2003年由美籍华裔教授陈超美开发以来,历经多年技术改进,目前已经成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于2005年被引进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早在2013年,中国用户数量就已达到300万人次,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所谓科学常识图谱是指以常识域(knowledge domain)为对象,显示科学常识的发展演进轨迹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CiteSpace App的分析原理是共引分析(co-ci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整合了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普赖斯的科学前沿理论、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洞理论、科学传播的信息觅食理论和常识单元离散与重组理论,以对特定领域文献的计量统计,从宏观上追踪把握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常识拐点,并以可视化的图谱进行探测展示学科发展的演进趋势和高潜力常识增长点。概而言之,其最为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具价值,就是“一图谱春秋,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以“中国海权”为检索关键词,将文献来源限定为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选择“2000-01-01-2020-06-10”为时间范围,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和删选,最终获得有效文献共计621篇。选取CiteSpace V为研究工具,采用共引分析对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即根据文献累积共引轨迹形成的簇群来确定常识域的结构。这一方法依据如下三个要点挖掘常识图谱:一是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这是测度节点重要性的一个指标,通常将数值超过0.1的称为关键节点,数值大小与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呈正比;二是发文量图谱(编辑和机构共视图)中的光圈,光圈越大,代表编辑/机构在同主题领域的发文量越多;三是分布状态。图谱中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个独立的单位(编辑/机构),彼此之间的连线网络表明了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布局越分散、连线越少,表明合作关系弱,反之则表明合作关系强。

 

  依托于上述统计结果,本文从文献特征(包括发文量、编辑群、机构、发文期刊和文献被引情况)和研究热点(依据关键词聚类统计)两个方面对20年来中国海权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回溯。在此基础上,总结发展趋势,展望未来研究。

  (二)文献回顾 

  2007年侯剑华与陈悦在《科学学研究》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基于CiteSpace分析结果的学术论文。2008年,大连理工大学的刘盛博士开发了CNKI、CSSCI数据转换器,解决了该转件不能进行中文文献分析的问题,扩大了该App的应用场景。从2010年首篇利用CiteSpace分析CNKI数据库中文文献的文章发表以来,该App得到了来自图书馆学、情报学、公共政策、管理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者等青睐,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以至于有学者在回顾CiteSpace在国内应用历程后,惊叹该App相关的主题研究成果数量呈现“井喷”之势。

  在上述学术大环境下,国内国际政治学者已经关注到了CiteSpace之于学术研究工作的价值,并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索性的使用。但是从整体来看,目前CiteSpace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仍鲜有学者使用,并没有对学科研究产生多大影响。第一,使用App时间较晚。2017年,韩瑞波和叶娟丽的文章《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解读—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是国内第一篇基于CiteSpace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时间上距离CiteSpace具备中文文献分析能力已经过去了近十年,可谓起步晚矣;第二,研究议题和既有成果数量较少,亟待深化扩展。2018年以来,使用CiteSpace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标志着该方法已经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但是以目前的既有文献情况来看,一方面,研究议题范围较窄,很多重大议题尚未被纳入;另一方面,文献数量也非常有限性,截至目前,总计不超过10篇。

二、文献特征分析 

  文献特征是宏观把握学术史发展演进的重要维度。依托常识图谱,本文从发文量趋势、研究热点变化、核心编辑与机构,以及常识基础四个方面进行图谱解读。

  (一)发文量趋势 

  发文量的时间序列变化是反映议题领域研究热度及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从发文量时序分布图(图1)来看,可以大致将研究进程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萌芽期,时间跨度为2000-2005年。整体特征是已有零星作品关注该研究议题,但是研究的系统性较低,只有少数学者偶尔关注,并没有形成凝聚的常识域和学术共同体。2000-2001两年内,相关文献数量仅为2篇。此后虽然每年均有该主题文章发表,但是直到2005年前,最多的一年相关研究最多不超过3篇;第二个阶段是积累期,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1年。尽管这六年的成果数量依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但是已经逐渐积累了一定量的研究成果,研究的系统性程度也在稳步增加。2005年文献数量增长到10篇,此后每年发表量再未低于过5篇,到2011年时为12篇。前十二年的文献数量一共71篇,约占总量的11.43%。;第三个阶段是繁荣期,时间跨度为2012年至今且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2012年是中国海权研究的分水岭。历经八年的渐进式发展,中国海权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性较强的议题领域。从数量来看,2012-2020年,中国海权主题的文献多达550篇,约占总量的88.57%,是此前12年的接近8倍。其中2013年文章数量增速尤其显著,为前一年的3.5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因素影响。从2012年开始,党和政府对海洋发展给予了空前的重视,现实的需要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海权议题。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以此为标志,我国全面启动了“海洋强国建设”。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相伴随的是中国海权研究成果数量的“井喷式”增长。2014年文献数量达到峰值数量的97篇。此后每年的文献数量有所下降,但一直保持在50篇以上。中国海权研究彻底摆脱了在社科议题中相对小众的地位,成为了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海洋意识的提高,这一势头有望长期延续;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的影响。从2012年开始,中国面临周边邻国的海洋主权挑战日益增加,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和南海问题等持续发酵,多年“热度”不减。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介入力度也在迅速升级,特别是川普执政后推出了对华遏制倾向极为明显的印太战略,并以频繁的军事演习、“飞行自由行动”等手段增大中国在南海甚至台海的维权难度。上述两个方面的国际形势,增加了中国的海上安全压力和海权研究的紧迫性,吸引了众多学者对中国海权,特别是海洋安全问题的关注。

 

  (二)研究热点变化 

  频次变化较大的突显关键词可以较为准确反映2000年以来中国海权研究领域的主题变化趋势。本文选择所统计文献中变化较大的前25位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根据下图,2000-2008年突显关键词很少。2008年前仅有“专属经济区”1个。在2008-2010年,“海权”、“海洋战略”、“海权战略”等宏观层面的关键词逐渐突显;剩余21个突显关键词都出现在2012年及之后,包括经济领域的海洋产业、海洋开发、海洋丝绸之路,安全领域的海权论、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外交相关的美国、日本、中美关系等,显示了2012年以来中国海权研究热度的上升、议题的丰富、视角的多元和成果的“喷发”势头。在突显强度上,“中国海权”和“海上丝绸之路”最高,都超过4。另外,和“海上丝绸之路”为同义词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同样一段时间内有超过2的突显强度。“中国海权”在2008年到2011年的突显,深度折射出国内研究者海洋意识逐步提高的过程。同时期“海洋战略”、“海权”也在突显。

 

  (三)核心编辑和机构分析 

  1.核心编辑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海权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机构集群和研究者群体。在2000至2020年间中国海权研究领域的核心编辑中,就个体而言,杨震发文数量尤为突出,一共有14篇。其关注的主要议题是中美海权竞合博弈关系。通过综合性对比分析,该编辑关注度集中、成果系统性强、个人色彩明显的代表性观点体现在以下两个分支领域中:第一是对中美海权矛盾的看法。在《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一文中,编辑指出“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第二是海军建设对中国海权的影响。编辑认为航母是中国海权观念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提升中国海军的远程打击能力、防空能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信息化水平以及海基核力量生存能力,是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有效而必需的政策工具。此外,编辑对中印海军战略比较、中日海权矛盾等问题亦有所研究。

  王琪、吴征宇、罗凤灵、王芳、张晨瑶、李靖宇、郑义炜等学者也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海权的学术成果,也是核心编辑群体的重要成员。他们根据自身研究视域,依托不同的分析范式、理论基底和关注侧重,对中国海权问题进行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常识多元增长。例如:王琪对海洋软实力有深入研究,提出中国海洋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道义性原则与和谐理念。提升海洋软实力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其中政府作为核心主体,发挥着理念建构、物质支撑、顶层设计、社会协同、国际交往等作用。吴征宇采用地理政治学分析范式,以经典地理政治理论为基底和依托,结合对近代以来陆海复合型强国海洋转型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与中国发展海权的现实需要,指出中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强国没有足够的资源以及必要性发展一支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匹敌的海上力量,应该以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和拓展西太平洋防御纵深为目的来建造一支远洋水面舰队。

 

  对核心编辑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内中国海权的研究个体化特征非常显著,以学者独立研究为主,形成稳定合作的团队很少。根据图2,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多数核心编辑都是独立进行写作。两个及以上学者的合作大都具有临时性特征,通常在作品发表后即宣告结束。不仅持续时间短,而且没有形成稳定的,就某类问题进行持续性常识生产的学术组合。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两组,且都是两人间的合作。一组以杨震为核心,分别与蔡亮、周云亨多次合作。但三人并没有共同发表过文章。另一组是张晨瑶和李靖宇,他们在也有多篇合作发表的文章。其他编辑间的合作均在3次以下。

图3 编辑共现图

 

  2.核心机构 

  当前中国海权研究的核心机构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根据统计结果(见表3)核心机构之间差异性较为明显。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总计发表了98篇涉及中国海权的CSSCI及北大核心论文。其中,中国海洋大学与大连海事大学作为以海洋研究为特色的高校,在图谱中的位置非常显著。上述两个单位均有多个部门位于相关发文数量top 10行列。中国海洋大学总计发文数量达到54篇,约占总量紧54%,超过了其它机构的总和;大连海事大学的两家机构合计发文16篇,约占16.3%。紧随其后的5家核心机构虽然在全国来说处于靠前位置,但是在该领域研究的集约程度和成果数量,与前述两所高校相比仍然有巨大差距,尚未形成集中化、规模化和持续性的中国海权研究局面;第二,跨机构的合作较少。如图3所示,各节点图谱上的位置非常离散,呈现星罗棋布的状态,几乎没有明显的网络连线关系。另据图4,目前常见的合作方式主要是由不同机构的学者个人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暂时性协作,例如以上海政法学院的杨震为核心展开的若干合作;第三,机构地域分布集中在沿海城市与一线城市。除武汉的两家机构外,其余核心机构分别位于青岛、大连两个北方发达沿海城市和北京、上海两个一线城市。这种区域分布状况也折射中目前中国海权研究资源的聚集状况;第四,从机构特征来看,国际政治、国际法学和经济学三大学科构成当前中国海权研究的主力。

 

图4 机构共现图

 

图5 编辑机构合作图

 

  (四)常识基础 

  单篇文献的影响力可以从被引用量中得到体现,在一个长周期内,被引量排名居前的文献则构成研究领域的常识基础,而常识基础则可以透视出学界主要的研究趋势和智识兴趣。鉴于社会科学议题独立性较强和不同议题交叉性不大的特征,综合考虑CSSCI期刊相对较高的关注度。本文将被引数量超过50的文献作为常识基础进行考察。在所统计文献中,共有10篇文献达到这一标准,其中有三篇文献被引用量超过100次。张文木于2003年发表的《论中国海权》有高达131次被引用量,是截止目前该领域被引数量最高的研究成果。它辨析了海权的概念,提出“中国海权,确切理解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上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编辑还在2013年发表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呼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日益需要强大海军保驾护航,以保证自身能源供应与自由贸易权利。中国海军的发展并不是无限的,以取代美国海上霸权为目标,而是有限的,仅需要覆盖中国台湾、南沙群岛等主权范围内海域。张文木的观点在中国海权领域颇受重视。他三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中就有两篇在表1中。而上文所列核心编辑,仅有吴征宇凭借《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表1中出现。杨震、王琪、郑义炜等学者尽管在各自擅长领域成果丰富,但被引量并不处于学界前列位置。

  表4中的文献的来源期刊分布则较为均衡,《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占数量为2篇,其它刊物如《太平洋学报》、《国际观察》等均只有1篇。其中,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研究刊物共有7本,占到总数的70%,另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为经济与国际关系综合类刊物;此外,文献来源也包含经济类、管理类和科技类期刊,反映了中国海权研究常识基础所具有的“国际关系为主,多学科协同”的跨学科议题特征。比较观察下表中的文献发表时间,不难看出表1中多数文献处于2012年前。一方面说明此时中国海权研究虽然不是热门领域且文献数量有限,但有较高成色;另一方面则显示了12年之前的文献对学科繁荣所做出的奠基性贡献。10篇文献依据主题聚类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海权的综合性基础研究,既包括相关理论探讨,也包括具体的政策思考。侧重对中国海权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的回答,包括《论中国海权》、《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中国海权内涵探讨》。主要围绕海权基本概念、中国海洋战略的基本方向等基础性议题;另一类是对中国海权某一具体方面的深度透视。涉及海洋意识、海洋经济、地缘政治、能源等议题。两类既有成果奠定了中国海权研究的基础、勾勒了学界的整体研究轮廓和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海权研究扎实的基础和多样化学科、方法、问题协同并进式的演进轨迹和发展趋势。

 

  (五)重点常识域和学科分布 

  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把握学界在一个长周期内,持续关注的重点常识领域,而且可以勾勒出既有研究的总体学科分布。

  因为本文所统计文献是以“中国海权”为主题检索得到的,不难理解“海洋强国”成为了最高频的关键词。其它较重要的关键词依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强国战略”、“海洋战略”、“中国海权”。它们的词频之和占所有关键词词频一半以上。从下图中容易看出,作为最大节点的“海洋强国”是中国海权领域的中心词汇,不仅频率高、跨越时间长,而且与其他重要的关键词,如 “海权”、“中国海权”、“海洋战略”“海洋经济”、“海洋意识”等连接也最为紧密。当前海洋强国建设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随着近年来这一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越来越重视开发海洋资源、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海军建设。概而言之,“海洋强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海权最重要核心主题,以此趋势判断,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周期内,依然会主导学界关于中国海权的相关研究;另外,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与比较。共计得到12个种类。其中前5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才队伍建设”、“观念”、“美国”、“海洋软实力”。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聚类的主要关键词有“海洋强国”、“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资源”;“人才队伍建设”聚类包括“人才队伍建设”、“海洋强国梦”、“一带一路”、“习大大”;“观念”聚类下有“专属经济区”、“地缘政治”、“海洋安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聚类则有“海权”、“陆海复合型国家”、“中美关系”;“海洋软实力”含有“海洋权益”、“海洋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海权”、“地缘政治”、“海洋意识”等关键词陆续出现。2012年开始,关键词成呈现井喷趋势,例如“陆海复合型国家”、“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治理”。

  聚类结果也反映出了中国海权研究领域学科分布的多样性。中国海权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交叉社会科学议题,其横跨学科范围非常广阔,包括了国际政治、军事学、经济学、法学等,从图6、图7的常识图谱中即可窥见端倪。高频关键词展示和代表的是学科特有的分析视角与范式。例如前文聚类形成的高频关键词群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类下的关键词包括了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海洋意识”、属于经济学的“海洋经济”和“海洋资源”;“观念”大类下的关键词,包括了属于国际法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专属经济区”、属于国际政治学的“地缘政治”等。从图谱的聚类统计结果不难看出,目前国际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法学是中国海权研究领域最为主要的三大学科。

 

图7关键词聚类图

 

三、新时代中国海权研究:创新基础与高潜力常识增长点 

  学术史研究的功用,一言以蔽之,在于“回望来时的路,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行的路”。基于CiteSpace的统计和分析,主要帮助大家把握研究历程和发展现状,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机器统计结果之能做到量化呈现,但是无法发现问题和进行深度挖掘。在前文的文献计量和聚类统计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本章的立意是“立足现实基础上的未来展望”,聚焦中国特色海权理论的创新与建设,旨在梳理既有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挖掘高潜力的常识增长点。本文认为,未来中国海权研究的创新基础,概而言之包括现实层面的海洋利益需求和学术层面的常识积累两个部分。二者构成了一个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海洋利益需求对理论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议题,丰富完善相关常识积累;而学术层面的既有常识积累则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为一项与实践紧密相联的学术研究议程,中国海权研究发展离不开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我国深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战略环境,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为中国海权研究取得更大理论创新突破,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契机。从国家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发展三个方面相互促进的发展道路,逐步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国家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对海洋安全的依赖与日俱增;从国际来看,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增加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难度。一方面,周边海洋主权权益维护面临挑战。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烈度的加剧,中国不仅需要有效应对与管控美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海等周边海域频繁活动带来的安全压力,积极探索规避海权发展带来的“霸权国-崛起国”海上对抗风险,延展海洋战略空间。同时要妥善处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施加的海洋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与中国海外利益规模同步增长的各类安全风险,既包括大国军事竞争、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风险,也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风险。

  综上,如何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和效率,对中国海权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全新要求。需要结合发展现状与新的情况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支撑。总而言之,中国海权研究的理论创新刻不容缓,需要学界在这一领域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新的理论创新以服务实践。基于对文献计量结果的总结,不难发现当前中国海权研究的理论常识供给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常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本文认为如下三方面的理论成果供给不足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上述方面的需求紧迫性或可促使其成为未来中国海权研究中,具备高潜力的常识增长点。

  第一,海外利益保护中的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当前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规模,海外利益的广布在有利国家长远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管控与安全维护的挑战。从1978年至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升至27.8万亿元,贸易规模扩大782倍,且年均增速达18.6%,2018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0.5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6%,2019年达到31.54万亿元。海洋是沟通内外的关键战略通道,也是决定国家经济能力向外延伸的必经区域。更为被动的是,目前中国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的工具数量相当有限,仅靠海军护航和领事保护等少数政策手段很难同时充分应付包括海外资产安全、海上恐怖主义、海洋生态等种类繁多、内容复杂且经常复合交织的各类海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急需要强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然而,根据本文的统计不难发现(见图2、图6),当前国内学界对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研究数量有限,而且主要聚焦在传统安全领域,如地缘政治、海军战略和南中国海等,仅有的少量非传统安全议题也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环境治理和海洋科技(资源开发)领域。不仅在词频与凸显度上难以与传统安全议题相比,而且在所涉内容上也存在明显局限,尤其是对于海上恐怖主义、海事安全、海上救援、打击海上犯罪等议题则鲜有涉及。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不能依靠应对传统安全的思维与逻辑,而是要在深度分析与理解的基础上。“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党和政府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性战略认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观引导下探索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特别是在学理上探讨有效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举措,任重道远。

  第二,中国的全球海洋政策合法性研究,特别是作为中心内容的海洋话语权研究。近代以来,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等陆海复合型国家竞逐海权的相继失败,深刻证明了单纯依靠海军实力建设不但不可能实现“海洋转型”的战略目标,反而会带来巨大的国际冲突风险。因此,海洋政策合法性,即一个国家的海洋秩序主张和相应的政策行为被其他国际行为体认可和接受的程度,作为海洋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推行海洋政策、参与全球海洋议题的被认可度。其强弱代表了中国发展海权的合法性,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国际形势整体上趋于和平稳定,跨国性官民交往机制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提升海洋政策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海洋话语权的提升。海洋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能力,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身权力”,主要依赖于中国海洋政策的国际传播能力。2016年中菲南海仲裁案、围绕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争论、近年来中美有关“飞行自由”的争议等,以及中国大力推动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迟迟难以彻底落地生根等事态,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海洋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在新时代经略海洋的关键时期,海洋话语权研究对于中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一是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双提升,为中国增加海洋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二是应对中美战略竞争与维护周边安全的需要。前文所述,美国因素之于中国周边安全具有极其关键的影响力。当前美国强加战略竞争给中国的手段,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介入,叙事战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在持续凸显。近年来一个明显的新趋势,是川普政府充分利用美国强大的媒体操控力,在高调开展行动的同时,通过增加印太介入和制衡中国的国际宣传力度,意在宣传其 “遏阻中国海洋扩张行为”的正当性,同时刻画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形象,引导国内和国际舆论,创造对其有利的舆论环境。这种趋势破坏的是中国在周边海洋邻国眼中的形象,以及“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所需的舆论环境。而唯一的破局之道即在于提升海洋话语权;三是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事业发展,是我国践行“负责任大国”承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国际责任。而提升海洋话语权,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事业做出更多贡献的基础。中国在全球和周边海洋议题发挥影响,离不开海洋话语权的提升。在应对紧张的国际态势、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并最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上,海洋话语权都有用武之地。构建海洋话语权,需要培育智库等多元化的话语载体,提升媒体议题设置的能力等举措。但是,与现实需求相悖的是当前中国海洋话语权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基本上还是一片“处女地”,“海洋话语权”甚至未在关键词共现的关键节点之列,20年来作为关键词的词频仅为13次,占总数的1.43%。综上,鉴于内容的广阔、现实的紧迫需要与既有研究的不足,海洋话语权研究将成为未来重要的高潜力“热门”议题。

  第三,“被动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需要继续从“被动研究”向“主动研究”的转型。所谓“被动研究”是指中国学界对相关议题的讨论,要么跟从于对外政策调整,只是在政策调整出台后,为了满足需要而展开研究。走在政策之前提供决策咨询,以及主动引领国内政策议题讨论的前瞻性研究数量相对欠缺。例如涉及与周边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南太平洋国家区域研究等议题的文献,绝大多熟发表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极地政策研究,也是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大背景下才逐渐兴起。要么是在受到外部环境冲击后,根据回应需求作出研究,这在前文提到的中外海洋关系类别研究中表现极为突出。例如2008年以来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战略压力,催生了大量关于中外海洋争端和周边海洋安全的研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化改革,海洋作为联通国内与世界两大市场的地缘中介,之于中国疫情后经济增长和长期的发展崛起,意义势必更加重大。因此,从“被动研究”转向“主动研究”,更加充分的发挥学者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塑造、引领国内相关政策议题讨论,为决策者提供更具科学性与前瞻性的高质量决策辅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对中国海权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范围的拓展。在中国发展与海洋依存度加深的大背景下,全球海洋都应该成为中国海权的研究对象。这就需要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即不能仅仅局限于与眼下利益相关的周边海域,如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等。而要对以往关注不足,但是与中国潜在海外利益相关的其它海域加强研究,以弥补常识短板。如与中拉关系密切相关的加勒比海、与中国能源安全和中阿关系相关的地中海、关系到中欧与中俄合作的波罗的海等;二是议题的引领。作为一个与国家战略设计和现实政策密切关联的应用研究领域,需要学界以前瞻性的眼光,更加积极主动地发起和引领政策议题讨论,从而更好地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近年来中国海权研究的几个新兴领域,如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周边海洋合作模式探索等,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转变趋势已经开始萌芽,亟待深化;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权理论体系。海权理论不具有普世性,而是深植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实践、战略学问和现实需求中。例如马汉的海权理论的根基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海洋民族长期经略海洋的历史,着眼的是当时新兴崛起大国美国如何通过发展海权实现国家利益。这种特性是造成德国试图照搬马汉理论的国家难以取得预期成功的重要根源。因此,中国可以借鉴优秀的国外理论成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最终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从宏观的大战略层面提供“路线图”。这对于引导这样一个拥有深厚大陆传统的国家实现“海洋转型”意义极为重大。笔者认为除了国外海权理论,历代中央王朝的海洋政策、中国古代形成的战略学问,如《孙子兵法》等、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海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海权的理解,例如毛爷爷、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和刘华清等高级海军将领在不同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海洋政策实践的变迁等都是宝贵的素材来源,然而现阶段,对于上述方面的研究并不完善,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结语 

  本文借助CiteSpaceApp,对2000-2020以“中国海权”为关键词的CSSCI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总结归纳了20年来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前沿热点和发展趋势,并系统探讨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展望预测了短期和长期两个时段具有高潜力的常识增长点。研究发现,20年来中国海权研究主题集中,共同常识基础明确,分布于国际政治、国际法学和经济学三大主干学科。研究进程在宏观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2000-2005)、积累期(2005-2011)和繁荣期(2012至今)。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核心编辑和机构集群,整体上体现了多元范式、方法和议题的协同并进发展。在新时代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本文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不足急需弥补:一是海外利益保护中的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二是中国的全球海洋政策合法性研究;三是中国海权研究中的“主动研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战略环境下,大家更应该充分认识中国海权研究的重大理论和战略价值,始终聚焦理论常识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在既有积累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发展的紧迫需求,不断夯实基础、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细化分支议题,紧跟现实政策需求并及时对各类安全风险做出研判。从而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实现“海洋转型”的成功提供理论支撑、战略教益和高水平决策咨询。

Title: 20 years of research on China's Sea Power: An academic history agenda based on the knowledge graph method 

Abstract: With China`s increasing emphasis on maritim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lue, China's sea power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621 CSSCI and Peking University core journal articles collected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0 and the subject of China Sea Power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uses the CiteSpace software to sort out the trend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sued, the changes in research hotspots, core authors, core 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 bases. On this basis,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is used to seek macro-control of academic history, including key knowledge domains and subject distribution, main topic groups, etc., and then discover research deficiencies and predict high-potential knowledge growth points. Under the current macro background of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security risks in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 the future hot spots in the field of China’s sea power research may continue to focus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maritime thinking, and economic trade in the short term. Cooperation area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foreign sea power thoughts and theories, non-tradi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maritime discourse power, and "active research" involving China’s sea power, will become four knowledge growth points with high potential.

Keywords: China's sea power; maritime power; CiteSpace; clustering analysis; knowledge graph

Author: Xu Ruojie, Assistant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i JuZ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AP

  编辑概况:徐若杰,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助理研究员

  卫居正: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1期。已获得编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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