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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解朴: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表现、原因及影响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的收入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种族歧视愈加明显。目前尚不清楚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德国经济和社会状况,但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速一些已经存在的不平等趋势。德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直接导致社会矛盾升级,社会安全感受到挑战,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争论的话题。另外,由于社会不平等加剧所引发的制度不安全将给德国社会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危机。 

  [关键词]德国;社会不平等;制度危机;新冠肺炎疫情 

  德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德国经济连续十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比2019年下降5.1%。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德国带来经济衰退,还带来了社会动荡、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制度安全性下降。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德国出现社会不平等的直接诱因,但却像放大镜一般,将社会不平等凸显出来,并对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一、德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经济社会背景 

  从根本上说,德国悬殊的贫富差距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直接决定了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高歌猛进,但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了高度的不平等。德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高于经合组织0.468的平均数在德国,通过重新分配来减少市场收入中的高度不平等现象是相对有效的。在缴纳税收和社会捐款并获得国家社会福利之后,德国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89,低于经合组织0.315的平均水平。2019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的净资产相当于94.5%的人所拥有的净资产,德国最富裕的1%人口的净资产超过了87.1%的人所拥有的净资产总和。而这种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20207月的数据,德国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约67%2017年这一数据为55.4%,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总财富的35%,而最贫穷的5%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1.4%。其他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这一数据也同德国相差不多,欧美国家的贫富分化由此可见一斑。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欧洲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在过去20年,低收入者陷入贫困的风险不断上升。1998年德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3%,而2019年达到创纪录的15.9%,这意味着德国大约每6个公民里就有1个无法维持生计。失业者(57.9%)、单亲父母(42.7%)、流动人口(35.2%)和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30.9%)陷入贫困的风险最高。 

  作为非典型移民国家,近年来伴随着德国移民数量大幅增加,移民贫困问题随之而来,种族歧视事件也时有发生。2019年,德国2120万人有移民背景对移民背景的定义:自己或父母中任一人出生时是非德国国籍。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口中,来自不同地区的占比:来自欧洲的占64.9%(其中欧盟2835.2%);亚洲21.7%15.2%来自中东和南亚);非洲4.8%;美洲2.7%;大洋洲0.2%。,占总人口26%2018年,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中,26%受到贫困威胁(无移民背景的人群中这一数字仅14%);12%有移民背景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无移民背景的人失业率为6%)。2018年,有移民背景的人比没有移民背景的人平均月收入少290欧元,这一收入差距对于难民来说甚至超过了800欧元。欧洲难民危机后,德国种族歧视的事件明显增多,根据德国联邦反歧视局(ADS2019年度报告,该机构提供的所有咨询中,有关种族歧视的咨询占很大一部分,比例达到33%2016年,这个比例仅为25%2019年德国的种族歧视案件增长了近10%,达到1176起。  

  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德国社会不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了人们的生活,给德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个放大镜,将德国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出来。 

  (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德国汉斯贝克勒基金会下设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它对近年来社会状况较差的人影响更为严重。大约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得不接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收入损失,疫情迫使他们面对失业、减少工作时间或是短时工作。低收入家庭会比高收入家庭遭受更多的收入损失,将近50%月净收入低于900欧元的家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收入下降。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需要承受这种财务恶化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影响的是边缘就业人员。与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损失的金额也相对更严重。收入越高,必须应对财务损失的概率和可能的程度就越低。数据表明,工资损失往往与不稳定的就业有关,边缘就业者或临时雇员比正式雇员面对的情况更糟。收入损失的程度还视不同行业情况而不同,酒店业的员工就业相对不稳定,一般不得不应对高额的收入损失。在制造业和加工业中,收入损失也很大,但往往有延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2020年夏季才比较明显地察觉到收入的损失。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超过40%的受访者因危机而收入减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预计,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每月损失将高达500欧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更多。收入的损失不可避免地也会对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受访者表示他们平均花费变得较少。收入的变化无疑会进一步导致贫困的加剧,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将更加尖锐。 

  (二)健康不平等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不平等凸显。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往往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有移民背景或是寻求庇护者。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 Institute)根据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德国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群体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可能性更高。感染率和发病率的不平等性可能主要缘于不同群体暴露在病毒环境的几率差异及对病毒易感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更多地是基于生活和工作条件、行为、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差异。例如,那些可以居家办公且收入不受影响的人就减少了暴露在病毒环境中和感染病毒的风险。而能够居家办公的人往往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群体。另外,德国社会不同群体的住房空间分配并不均衡,尤其在大城市,低收入人群居住空间普遍较为狭小。除了生活和工作条件外,心理和行为因素也可能成为造成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一项实验研究显示,那些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在接触病毒后,感染的风险增加。而健康行为,如体育活动或饮食习惯,也可以在抗击病毒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作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上述暴露在病毒环境以及抗击病毒的可持续性方面的不平等使得社会经济弱势人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增加。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另一研究显示,德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率存在社会不平等。该研究所将2020/2021秋冬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德国死亡病例数与全德401个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德国社会经济剥夺指数”(GISDGISD是衡量德国不同地区人口的社会经济剥夺程度的指数,是由地区教育、就业和收入指标组成的多维指数。相关联,发现在第二波疫情中,德国经济社会贫困程度较高地区的死亡病例数增加最为明显,较经济社会贫困程度较低地区的死亡率高出50%~70%,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具有移民背景居民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远高于本土民众的平均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移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难抵御疫情;其次是移民语言障碍使其无法及时获得防疫信息,造成这一群体对新冠肺炎的危害、防疫措施了解不够全面;最后是移民往往对政府存在偏见,对到相关机构报到有抵触心理,造成相关机构很难触及移民群体。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移民比例较高的地区影响更为严重。 

  (三)种族歧视加剧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社会中暗藏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情绪上扬,移民等少数族裔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加剧。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针对亚裔等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和媒体上的歧视性言论在德国明显增加。2020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和德国融入与移民研究中心以“德国新冠肺炎危机与反亚裔歧视”为题,开展了一项有4900人参与的问卷调查,其中亚裔约700人。调查结果显示,几乎一半的亚裔受访者本人(49%)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遭遇歧视的经历。62%的案例是言语攻击。有11%的人甚至遭到肢体暴力,比如,被吐口水,被推搡和喷消毒剂。大多数攻击出现在街头或在搭乘公交的路上。调查还显示,27%的人受到机构的排斥。比如,在医院得不到预约。接受调查者约有15%认为亚洲人“对新冠病毒在德国的迅速蔓延负有责任”。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德国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案例明显增加。德国联邦反歧视局2020年收到的咨询与2019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从约3600例增加到6000多例。过去一年里,大约有1/4的咨询都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歧视有关。在疫情期间,德国某些媒体充斥着大量种族歧视性言论,将新冠病毒污称为“中国病毒”。例如,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在2020131日出版的第6期封面图片上展示了一个身穿红色防护服的人,身上完全覆盖了呼吸面罩和防护眼镜,标题为“新冠病毒-中国制造-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威胁时”。 

  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德国少数族裔由于结构性种族主义而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结构性种族主义是德国社会制度设计的结果,这些制度间接地导致了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排斥。因此,结构性种族主义使少数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德国少数族裔不仅在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在卫生保健和刑事司法系统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在德国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大多聚集在就业价值最低的部门,他们大多在公共交通部门、零售业和清洁行业从业。在这些领域,在家工作和自我隔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平等使其更多地接触新冠病毒,他们的生活处于高度风险之中。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还加剧了先前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移民更有可能从事低薪、临时和非全日制工作,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在危机期间陷入更不利的境地。与美国相比,德国拥有全面的法定卫生系统,通常对所有居民开放。但有移民背景的人在德国较少使用医疗服务,他们由于语言和学问障碍或由于有受歧视经历而不愿就医。除了重大疫情外,这样的状况还可能导致移民中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报告不足。 

  (四)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突出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德国的教育不平等,造成社会进一步失衡。 

  疫情期间,德国学校关闭、课程减少或取消、课堂转至互联网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单身父母和社会经济负担较重的家庭,他们必须协调有偿就业和家庭教育之间的矛盾。如上文所述,对于社会经济的弱势群体,很多不具备居家办公的条件。受疫情影响,儿童数周无法去日托中心和学校。尽管有的学校有开放时间,但许多孩子每周只上几个小时的课。教育和护理/照看设施的关闭,给很多家庭带来严重影响,那些社会和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和家庭受到的影响最大。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儿童、年轻人以及有特殊教育需求或家庭常用语言不是德语的人,在这期间由于缺乏持续的鼓励、精神支撑、可靠的照顾者以及公共的午餐供应减少,生活和精神状况变得糟糕。 

  进行远程授课的先决条件是学校设备齐全,教师以及学校的所有其他专业人员具有良好的素养。但是德国学校的数字化进展非常缓慢,只有34%的教师表示他们学校的数字媒体和基础设施良好或非常好。而每个家庭提供远程上课所必需的硬件如电脑、打印机、互联网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此外,家长在帮助自己的孩子完成学业方面,能够付出的时间等方面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超过1/3的德国教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学生出现明显的学习差距。这种差距在那些原本就有学习困难的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会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影响。为了避免这些学生与其他学生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有针对性地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学校的任务本应该是将教育成果与社会背景脱钩,教育不应该成为豪侈品,但德国教育体制并没有完全达到消除教育差距的目标,其体制中已有的弊端在危机中变得更加严重。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作贫困加剧、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被激活是造成德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对于德国贫富差距加剧的原因,德国学者格雷特克(Ralf Gr?tker)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达到了峰值,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这一差距,之后贫富差距又重新扩大。他认为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看,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加剧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马太效应”。非经济原因是德国等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限,精英阶层固化以及薪酬分配中高管工资的惯性上涨。此外,还有政治上的因素,人们从博弈论模型中得出结论,当贫困者数量过大时,反而会削弱其政治参与的动力,最终导致贫者发声有限,社会再分配政策难以有效实施。 

  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德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正在不断扩大,低收入者的相对地位在长期内呈恶化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收入较低的那50%的人的收入目前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减少,最富有的10%的人在整体经济收入中占比增加,中等收入的40%的人的收入占比基本不变。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员工被认定为低收入者;另一方面,高收入人群有一定比例的增长。其后果是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呈现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收入超过中位数200%的人都可以称自己为高收入者。高收入者除了拥有优渥的物质条件外,丰裕的收入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塑造和实现自我的可能性。收入低于全德收入中位数的60%的人被称为穷人,低收入使得这部分人群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较为有限。 

  德国的贫困蔓延的同时另外一些人赚取了巨额收入。收入百万的富翁数量自2002年以来翻了一番多,从大约9500人增加到近23000人。他们的总收入从2002年的260亿欧元增长到目前超过616亿欧元。高级管理者的工资水平一次又一次地引发社会争论。2019年,德国在达克斯(DAX)上市的企业首席实行官的平均工资是企业普通员工收入的74倍,而所有达克斯上市企业的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收入达到企业普通员工收入的49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市企业董事会成员的高管薪酬飙升超过600%;相比之下,全职员工的工资和薪水在同一时期名义上只增长了260% 

  与此同时,德国富人的财富几乎不被用来资助共同福利。总的来说,遗产税或土地税等资产税只占总税收的2.7%。而在英国和美国,该比例均超过12%,在瑞士为7.6%。因此,德国工会联合会呼吁增加资产征税。他们认为,为了共同承担例如新冠肺炎危机的负担,增加资产税是必要的。 

  (二)工作贫困加剧 

  德国的就业率2019年,15~65岁人口总就业率76.7%,男性高于女性,分别为80.5%72.8%。虽处于欧盟内较高水平,但工作贫困却成为近年来体现德国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之一。“工作贫困”是指那些虽然拥有固定工作,但其收入低于全德收入中位数的60%2019年的贫困线标准:独居者每月1176欧元,两名成年人和两名14岁以下儿童每月为2469欧元。,其所得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品质的人,他们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的报告,2019年约310万有工作的人的收入低于全德收入中位数的60%,处于工作贫困状态。非正规就业者、65岁以上的从业老人、单亲从业父母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陷入工作贫困。在德国,非正规就业者,如持有限期聘用合同的雇员所面临的贫困风险为15.8%,兼职雇员为12.8%,其贫困风险都大大高于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从业人口的贫困风险率也有所提高,达到了15.4%;单亲从业父母的危机尤其严重,“工作贫困率”为22.3%。另外,“性别贫困”也值得关注,2019年,德国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9% 

  造成工作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正规就业的增加。伴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非正规就业成为德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的手段,目的是为了使劳动力市场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提高竞争力,应对结构转型。德国绝大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2019年,德国从业人口在第一产业(农林渔业)的占比只有1.3%;在第二产业占比24.1%,其中建筑业占5.6%、建筑业之外的制造业占18.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连年增加,2019年达74.5%1991年为61.3%,其中交通、贸易和餐饮行业占22.6%,信息通信行业占3%,融资信贷、不动产及商业服务占17.2%,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行业占25%,其余服务业6.7%。,在金融危机之后,从事非正规工作的人口比例增加,2010年有800万人从事非正规工作(德国约有4400万就业人口),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将近1/52019年,这一人数下降了8%左右,降至730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德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甚至扩大非正规就业,目的是防止失业率过高。 

  较高比例的非正规就业造就了德国“漂亮的”就业率,也造成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工作贫困加剧。非正规就业通常包括兼职工作、边际工作(也称迷你工作,是指一种低工资的兼职,月工资低于450欧元)、固定期限工作、临时工作和个体经营等,这些就业形式通常与较高的就业风险或较低的收入相关。非正规就业在第三产业更加普遍。而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餐饮、旅游、酒店等)的冲击也是最大的。所以新冠肺炎危机中非正规就业者受到的波及较大,加上其缺乏劳动保障,大量面临失业危险。 

  在德国“非正规就业”被称为非典型就业。非正规就业是资本家打造的产业后备军,以此促使工资下降,增加劳动力剩余和企业主的利润。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劳动力,通常没有合法合同或是按日计酬,可被视为流动或潜在的产业后备军的一部分。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认识出现了不同派别:“边缘化”理论认为,非正规就业是一个独特的“边缘极”,充当劳动力后备军角色,并生产出低价、低质量的生活必需品,便于正规部门的资本积累;相反,“小商品生产”理论则认为,非正规就业通过直接的经济链接而从属于正规部门,使得正规部门能够从中榨取剩余价值。从总体上来说,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只有侧重点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效果是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但却削弱了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加速劳动过程的去集体化,从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 

  (三)暗藏的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被激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对纳粹主义的反思,“种族”这一范畴在欧洲基本上被当作一个过时的生物学范畴,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主义的生物学基础已被宣布成为过去。因此,在新种族主义者的表述中,种族生物学的重点往往被种族学问的重点所取代,时至今日,“学问种族主义”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形式,其排斥少数族裔的理由是后者所体现的“欧洲性”和主流社会的“非欧洲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关系。欧洲学者阿贾伊和韦斯特文(Folashade Ajayi and Laura Westerveen)撰文称,人们经常认为,这种学问主义形式的种族主义已经取代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论点。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同时,基于生物学基础的种族主义被重新激活。上文提到的德国发生过的许多种族主义侮辱事件中,新冠病毒被认为是一种输入性疾病,与某些社会群体有关,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有人借此呼吁隔离这些群体并对之进行攻击。这种由于蓄意歧视行为而产生的消极或伤害性事件,是直接种族主义的表现。这意味着,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将与学问种族主义继续共存。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少数族裔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多年来,种族主义在公共和政治辩论中已经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话题,但鉴于目前的危机,在德国,新冠肺炎疫情对种族平等的影响有可能没有得到优先考虑。无论是被激活的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还是更间接的结构性种族主义,都会危害移民/少数族裔在德国的社会安全。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影响 

  目前尚不清楚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德国经济和社会状况,但疫情正在加速一些已经存在的负面趋势并增加相关挑战。 

  (一)社会矛盾升级、社会安全受到挑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加剧,各类社会矛盾升级,社会安全感下降。统计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德国犯罪率急速上升,社会安全受到挑战。2020年左翼、右翼及伊斯兰极端分子犯罪数量共计44692起,达2001年以来峰值,同比上升85%。其中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3365起,同比上升188%。新纳粹和右翼极端分子案件的占比最高(23604起),左翼极端分子破坏社会治安等案件20年来首次破万,反犹案件达2351起,同比增长15%。三项指标均创20年来新高。仇恨犯罪数量急剧增加,其中仇外案件同比暴增72%,达5298起。与新冠肺炎疫情抗议有关的案件超过3500起,其中过半无法归入传统极端阵营。这与德国宪保部门的观察结果一致,即“横向思考者”(抗议运动)和其他否认新冠病毒的抗议运动形成“特殊极端主义”。这些运动/群体除反对防疫措施外,还部分兼具仇视政府的立场。另外,反对政府抗疫措施的游行反而增加了病毒感染的风险和疫情控制的难度。 

  (二)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争论的话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民众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德国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凸显出来。财富分配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类似“德国的税收政策优惠了资本,而非劳动阶层。这不仅会损害人们的信任,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论点再次流行,成为德国社会希翼调整分配制度的论据之一。20219月,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大选,分配制度成为政党竞争绕不开的议题,对于是否要给企业加税、给个人减税,是否要征收富人税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最有竞争实力的德国联盟党和绿党在税收政策的调整上分歧明显。传统上更多地代表德国社会中上层利益的联盟党已经意识到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将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在其2021年的竞选纲领里,联盟党采用了两面调和的方法。一方面,联盟党希翼通过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使得企业尽快恢复活力,提高全球竞争力,促进德国经济的复苏。为此,联盟党说明道,从国际的横向比较来看,如果给企业加税,可能会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那么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不保。另一方面,为缓解民众的不满,联盟党提出为普通民众减税,减轻他们的负担,使他们赚到更多的钱,重点受益群体包括家庭、单亲父母、女性等。另外,联盟党提出取消全民团结税(两德统一时开始征收的用以支援东部地区的税收)。而对中下层民众提出来的富人税,联盟党只字未提。 

  德国绿党同样意识到目前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试图通过迎合中下层选民的心理,提高自身的支撑率。绿党在其2021年的竞选纲领中强调要创造税收公平,提出要解决税收制度中的不公正问题,确保那些富有的和非常富有的人以及跨国企业负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缴纳更多的税款,用于社会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绿党还提出了要征收富人税,就是对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按照财富比例每年征税。绿党认为一个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才是更幸福的。 

  (三)制度不安全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德国社会面临制度不安全的挑战。陷入工作贫困的人口增多,说明德国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阶级生活水平的能力正在下降,很多人不能再依赖他们的工作生存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构建社会生活的机制。当民众发现陷入贫困的风险加大,不可以再依赖这一制度的时候,人们会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失去兴趣,他们不再希翼了解政治,不再投票。这样就会削弱贫困群体的政治参与动力,他们的集体发声会愈加有限,社会再分配政策更加难以对他们作出有益的调整。长此以往,社会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Streeck)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所有解决方案都是临时的办法,当面临更大的困难时又必须以新的临时的解决办法代替。斯特里克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资本主义经历了许多危机和厄运的预言,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还可以继续这样。斯特里克说,在现代经济学的创立理论中,资本主义的衰落始终是一个主题,而不仅仅是对马克思而言,大卫·里卡多(David Ricardo)坚信资本主义不会持续太久,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是如此。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还曾写道,他的孙子,大家,将不再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熊彼特(Schumpeter)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好有坏。年轻的熊彼特认为这种不人道的、竞争性的、以收购为中心的制度最终会刺激到人们的神经而被摆脱。老熊彼特预计社会民主党会出于类似的原因扼杀资本主义企业:太不安全,太费劲。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处于危急状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危急。回顾过去,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它们的严重性增加了,在日益交织的世界经济中,危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迅速扩大。 

  编辑概况:杨解朴,2020欧洲杯指定投注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9 ,已获得编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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